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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秋时代的一种近似局面是：霸主的出现将会在相当程度上取代周天子的职能。
在国际会盟中，虽然霸主也会是缔约方之一，但他同时又担负起了霍布斯所谓“超主权者”
的角色。
在春秋会盟发展史上，缔约方的平等身份将被打破，形成一种有主有从的局面，这就是“如何维护盟约有效性”
这一问题的解答方案之一，虽然不能说十分管用，却是历史上实际发生的情况。
当然，等大秦一统之后，就真正解决了霍布斯所谓“无法律则无和平，而无主权者即无法律”
，以唯一的主权者与“以法治国”
的纲领维持起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如果这就是所谓的历史必然性，则难免令人有些心寒，扩展一些而言，更让人对世道人心产生了深深的悲观。
道德家和宗教人士面对这种情境往往会油然而生出一种对信仰的深情呼唤，显然他们认为只有鬼神而非人类中的某个伟大人物才真正适合扮演超主权者的形象，高高在上地给人类世界提供必要的约束。
但是，即便暂且抛开宗教信仰的约束力是否常被高估这个问题不谈，什么才是“真正的”
宗教信仰，这本身就是一个很难说清的话题——西田几多郎在这个问题上的论断应该属于严苛的一类，他认为真正的宗教信仰是需要信仰者彻底把“自己”
置之度外的，而且，“为了今世的利益而向神祈祷的固不待说，就是专以来生为目的而念佛的也不是真正的宗教心……基督教也认为那种只求神助，惧怕神罚的不是真正的基督教。
这些都不过是利己心的变形而已。
不但如此，现在有许多人说宗教的目的是求自己安心，我想这种说法恐怕也是错误的。”
显然，如果说宗教约束（或曰鬼神约束）要依照西田几多郎的定义而来，宗教或鬼神所面对的就只能是屈指可数的几位圣人而非全世界的普罗大众了。
若要使之具有普世意义，自然要把这个标准做大幅度的放宽——也就是说，把西田几多郎认为不是“真正的宗教心”
的内容也视为真正的宗教心，而这显然也是合乎现实的。
但新问题又出现了。
“许诺”
这一行为在人类社会中应当是相当晚出的，或者说，并非人类的自然状态所有——用休谟的话说就是“责成人们实践许诺的那个道德规则不是自然的”
。
那么，其原始的约束力又何在呢？休谟的回答是：“利益是履行许诺的最初的约束力。”
由此顺势推出来：当一个契约达成之后，遵守它还是背弃它，主要的考量其实就是利益的权衡。
宗教的约束力在这里表现为：一是现世的惩罚（比如天打五雷轰），二是来世的报应（比如天堂与地狱）。
对于前者，大家看惯了“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无尸骸”
；对于后者，休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人性的一个通病：“人类对现世比对来世总是更为关心，而容易认为现世方面的些小祸害比来世方面的最大祸害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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