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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宋学管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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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孙复
在啖、赵之后，四库馆臣主要驳斥的对象一是孙复，一是胡安国，前者是北宋春秋学开山祖师，后者是南宋春秋学巅峰人物。
全祖望称“宋世学术之盛，安定（胡瑗）、泰山（孙复）为之先河”
。
庆历年间学风一变，疑古之风渐起，先贤的经与传纷纷受到苛刻眼光的重新审视。
胡瑗、孙复，以及孙复的高足石介被并称为宋初“三先生”
，正站在这一时代的转捩点上。
胡瑗以易学名世，孙复则笃于《春秋》。
孙的春秋学据说受之于范仲淹，上承啖、赵，其特色一是尊王攘夷，二是认为《春秋》笔法有贬而无褒。
道德标杆至此有了越来越苛刻的倾向，对真理唯一性的认同感也越来越强，其导致的结果是：虽然人无完人，但看人的眼光却多少套上了完人的模子，正与邪的壁垒也越发森严起来。
余风及于明代，便有名满天下的复社、东林党，再到后来更有《老残游记》感叹清官为恶甚于贪官。
孙复《春秋尊王发微》对克段一事如此阐发：段是郑伯的弟弟。
怎么看出来的？因为在《春秋》的写法上，诸侯杀大夫，或称人，或称国，杀世子，杀同母弟弟则称君，而这里称呼郑伯，属于称君的情况，由此而知道郑伯所克的段就是自己的同母兄弟。
所谓“克”
，是力胜之辞，以郑庄公的力量方才能够制服叔段，可见叔段骄悍难制，国人莫能与之相抗。
郑庄公养成了叔段之恶，最后加之以刀兵，这就叫作兄不兄，弟不弟，都该批评。
对于郑庄公兄弟二人，历来有维护郑庄公的，也有为叔段辩护的，但同加批评仍属主流意见。
但孙复的问题是：不仅在这一个问题上把所有当事人一勺烩，而是在所有的问题上都保持了这种一勺烩的风格。
当然，无论孙复也好，旁人也罢，意见再怎么新奇，一般而言都是在“探求孔子的真谛”
而不是自作发挥——虽然事实上刚好相反。
经典对于后人来说，其启示是在一开始便已告完成的，后人所做的种种努力从理论上说不过是把圣人的示事给揭示出来而已，至于谁的揭示才是正确的揭示，这就只能仰赖于权威机构的认定了。
从这层意义上看，经学并不像是一门世俗的学问，反而和神学非常近似。
罗马天主教对教义的看法也是这样：教义是从一开始便完全无误地交给我们了，只是我们没有能力完全理解罢了。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天主教并没有教义史，有的只是对教义的领会史。
同样对于经学，并没有经义史这回事，有的只是对经义的揭示史。
奥顿在《教理史手册》里的一段话同样适用于经学：“所谓教理史必须预先假定（假设）所启示的真理在客观方面看来是永远不会更改的；然而，在主观方面，人们对于教理的理解上是可能有进步的。”
啖、赵开舍传求经之风，孙复开有贬无褒之例，杂说越来越多，苛评也越来越甚。
道德标杆的树立通常会造成这样的影响：在“非常高尚”
变成新标准之后，“高尚”
便是要被批评的了，知人论世的口吻也就越来越严厉了。
宋代一部不知作者的《春秋通义》这样评道：“如果郑庄公杀了叔段，《春秋》就该写作‘郑伯杀其弟。
’如果叔段出奔，《春秋》就该写作‘郑公子段自鄢出奔共。
’而《春秋》却书郑伯、书克，不书弟，叔段之恶由此而明，郑伯之恶也由此而明。”
褒贬议论同于孙复。
风气所及，《春秋》背后的史实支柱似乎越来越不重要了，清代四库馆臣评程公说《春秋分纪》时论及宋代学风，说道：自从孙复之后，人们都以臆断来解说《春秋》，恐怕前人的意见会对自己不利，便把“三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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