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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和《中庸》本来都是《礼记》里的单篇，而《论语》和《孟子》原本也都属于诸子书。
《礼记》《论语》《孟子》在汉代都曾立过博士，列为经学，但在群经之中地位并不太高。
到了唐代，官学“九经”
当中便只有《礼记》了，而《论语》和《孟子》到了宋代才又被列入“十三经”
之内。
宋代，这四部书先是受到了“二程”
的大力提倡，认为是儒学入门的东西，直到朱熹才把它们汇编在了一起，顺序是《大学》《论语》《孟子》《中庸》，认为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次序，并为之作注，作为初学者的入门教材。
朱注“四书”
到了元代才被定为科举教科书，学生们不但要背“四书”
本身，还要背朱熹的小注，经学格局至此又为之一变。
从前文已经可以充分看出，所谓经学，大体上可以说是一种挂羊头卖狗肉的东西，牌匾上永远号称孔子圣学，事实上孔子的真意永远是含混不清、一时一变的。
周予同曾有一段文字，立意是要说明治经学史的重要性，但也很适合拿来说明一下“羊头”
的可靠性：
我们研究古史学，我们能不取材于《尚书》《左传》《周礼》等书吗？但一谈到这三部书，《尚书》的今古文成问题，《左传》的真伪成问题，《周礼》是否实际的政绩的记载成问题。
我们研究哲学史或思想史，我们不能不论到《易》和《春秋》，但《易》的产生时期和思想来源成问题，《春秋》的笔削命意和《公》《穀》《左氏》的异同成问题。
我们研究古代民间文学，当然首及《诗经》，但《关雎》等篇的美刺成问题，《静女》等篇是否恋歌成问题。
最后我们说到古文字学的研究，则六书的起源，壁中古文的真伪，籀、篆、隶的变迁，无一不成问题，也无一不同经学发生密切的关系。
另如胡适，他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作《我们今日还不配读经》。
文章起于傅孟真在《大公报》撰文，讨论学校读经的问题，其中提到六经之难读，说“今日学校读经，无异于拿些教师自己半懂不懂的东西给学生。
……六经虽在专门家手中也是半懂不懂的东西，一旦拿来给儿童，教者不是浑沌混过，便要自欺欺人。
这样的效用，究竟是有益于儿童的理智呢，或是他们的人格？”
胡适对傅孟真这话大以为然，继而分析道：
今日提倡读经的人们，梦里也没有想到五经至今还只是一半懂得一半不懂得的东西。
这也难怪，毛公、郑玄以下，说《诗》的人谁肯说《诗》三百篇有一半不可懂？王弼、韩康伯以下，说《易》的人谁肯说《周易》有一大半不可懂？郑玄、马融、王肃以下，说《书》的人谁肯说《尚书》有一半不可懂？古人且不谈，三百年中的经学家……又何尝肯老实承认这些古经他们只懂得一半……王国维先生忽然公开揭穿了这张黑幕，老实地承认，《诗经》他不懂的有十之一二，《尚书》他不懂的有十之五。
王国维尚且如此说，我们不可以请今日妄谈读经的诸公细细想想吗？
周予同和胡适都是站在近代说话，经学的正统性在这时候已经渐渐消亡了，而在古人那里，圣人真义却“必然”
是明白无误的，是读得懂的——尽管读起来实在很难，就连王安石、朱熹这样的古代大儒都知难而退了，遍注群经而特意空过《春秋》。
再者，能读懂是一回事，至于谁才是“真正”
读懂了的，这就不好说了，主要就得看时代风潮和官方权威来做选择了。
时至元代，经学理学化，孔子朱子化，影响降及明、清。
而元代春秋学虽然独尊胡安国，朱子理学却在整个的经学背景下润物无声，直到颜元南游，感叹学儒之人“直与孔门敌对”
，提出那句著名口号：“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
。
孔门信徒直与孔门敌对，既很反讽，也属必然。
远自汉代以来，无数智者致力于索解圣人深意，歧说越来越多，流派越来越杂，到了这时候也依然没有定案，不过，倒是有了最新的评判标准，可以重新折中取舍一番了。
张天祐为程端学《春秋本义》作序，说程先生见诸儒对《春秋》各执一词，没人能把握住圣人作《春秋》的本意，于是便以程朱之学为纲领，取诸家经说中合于圣人本意的内容辑录起来并且加以阐发。
歧说越来越多，溯本求源的意义也就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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