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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微露出一点嫉妒或自满就足以反映出其才智仅仅属于二流；尤其是在歌德的谈话中，所露出的嫉妒或自满既不少，也不是稍微流露。
与这种一般人性相关的是这些人绝不矫情，——也就是说，绝不为了吸引注意力而在作品中矫揉造作。
并不是说他俩都没有独特风格。
司各特的诗有着强烈的风格，特纳的油画也是，只不过风格出于俩人的情感需要，对俩人来说非常自然，不是为了做秀而加以夸张。
我不知道当今还有什么文学或绘画作品不是在某种程度上有些矫揉造作。
我恐怕华兹华斯在其简朴之中常常有些造作，巴尔扎克则在其精致当中有些造作。
很多优秀的法国作家在其矜持中矫揉造作，在语句安排中充斥着舞台技巧。
在各国作家中，假如我们能够找到某个句子不矫揉造作，那将很幸运。
除了前拉斐尔派中的一两个（主要是霍尔曼·亨特），还有一些纯朴的水粉画家，如威廉·亨特、牛津的威廉·特纳以及已故的乔治·罗布森，我不知道有哪一个画家不矫情，不过后面这些画家缺少发明，所以根据我们的第四条标准（第三章第21节），被排除在一流艺术家之外；至于前拉斐尔派，由于他们根本不代表现代流派，所以此处不成问题。
其次，伟大的另一个重要但是却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就像我们经常提到的那样，是完成事物所表现出的容易程度。
就但丁和列奥纳多而言，作品的雕饰也许抹去了易为的痕迹，但是凡是在显示出很容易的地方，就像司各特、特纳和丁托列托的作品中那样，凡是所做的事很壮观，那么它就成为把这些人置于那些宣称千辛万苦才完成的人之上的一条有力的理由。
司各特每天早饭前写一两章——文不加点，一气呵成；特纳午前就可以完成一整幅画，然后去打猎，（假如这些章节和画都很优秀的话，）那么他们立马就会被排在那些花费一整天进行创作或者从日出到日落仅仅做了一点小修小补就觉得时间没有白费的人前面。
不错，人们妄想通过快速工作、匆匆忙忙和潦草写字使得自己看上去伟大是徒劳的；他们所做的事必须伟大，而不管要花费多少时间；假如情况如此，而且他们轻轻松松诚实而毫不造作造作完成了这件事，那么和其他人费尽千辛万苦而获得结果相比，这件事很可能更伟大，更优秀。
再次，就这俩人所做的这类工作而言，我越想，就会发现这个结论给我的印象越深——在这个世界上，人类所做过的最伟大的事就是看到某种东西，然后朴实地讲述看到了什么。
有一个会思考的，就有一百个会说的，不过有一个会看的，却有一千个会考虑的。
看得清楚就是诗歌、语言和宗教，——三位一体。
所以，在发现文学世界或多或少可以分为思想者和旁观者之后，我认为我们也将会发现旁观者在两者当中更伟大。
一个思考时有实际目的的真正思想家，一个像柏拉图、卡莱尔或者赫尔普斯那样真诚的思想家，会变成某种旁观者，对其同代人来说总是具有无穷的用处，然而一个矫情的思想家，一个认为自己的思想比所思考的事重要的思想家，是这一类人当中最最无用的人。
不，我认为形而上学家和哲学家在总体上是这个世界必须应付的最大的麻烦；一个独裁者或者坏人可以教会人们屈从或愤慨，因此有些用处，一个无所事事者唯一的伤害就是确立一个无所事事的榜样，向其他懒人传递其懒惰的误解，然而忙忙碌碌的形而上学家总使好人和积极的人陷入困境，在世上的事务最好的轮子之间织上蛛网，一切谨慎之人总是把他们中前进的路上扫除，就像对待蜘蛛网、剑桥郡运河中的水草等妨碍驳船的障碍物一样。
假如我们如此将形而上学因素从现代文学中扫除，我们就会发现其体积大为缩小，令人吃惊，余下的作家或者那些被我们抽出其中的稻草从而变薄的作家的要求就容易对付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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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以拜伦的诗歌为首的感伤文学分析、描写情感，这一类作品在总体上档次要比仅仅描绘起所见的文学要低。
真正的旁观者的感受总是很强烈，不输于任何人，不过他并不对自己的情感大加描绘。
他告诉你见到了谁，他们说了些什么，让你自己从中弄清他们的感受以及他的感受，但是却很少深入细节。
一般来说，和对人们的言行进行平铺直叙相比，或者正确杜撰他们可能说什么、做什么相比，煽情的描写和对**进行仔细解释非常容易，所以，为了杜撰一篇故事，或者完完整整、令人敬佩地讲述故事的某一个部分，必须把握每一个有关人物的整个思想，准确了解故事中的事件对他们的影响，而要做到这一点则必须具有绝顶的才智，但是对独立的情感进行细腻的描绘却仅仅需要描绘者具有真情实感就行。
倘若有一千个人能够感受到这种或那种高尚情感的话，那么只有一个人能够完全进入坐在桌子对面的某个人的全部感情。
所以，甚至在这种伤感文学是一流作品时，就像拜伦、丁尼生和济慈的那样，也不能把它们看到太高，当成是独创作品；尽管甚至在狭窄的领域，完美也许也和在宽广的领域一样罕见，尽管我们需要历经很久才会遇到另一部《悼念》，就像遇到另一部《盖伊·曼纳林》一样，和那些自怨自艾的最温柔、最充满**的曲调相比，我毫不犹豫地认为普莱德尔和曼纳林在晚餐桌上说的那几句话更能显示发明的力量。
在把形而上学作家从我们前进的路上赶走、把伤感作家贬为二流之后，我认为司各特在那些健在的作家中间的崇高地位就毋庸置疑了；假如不是受到无数错误和弱点之累，以前也许就已经毋庸置疑。
不过这些错误和弱点清楚显示，司各特是他这个时代精神的代表；因为他是我们中央最伟大的人，是我们中央不朽的那种人，所以我们所有的大错都会搁在他的肩上，他必须携带着这些黑印，直到永远，而另一方面，那些没有特别任务要做的小人物，那些也许不属于这个时代、不能够见到下一个时代的小人物，往往得天之助，避开那些他们无力翻越的障碍，以他们自己的方式看上去更圆滑、更可爱，只不过气势较小而已。
因此，由于这个时代最惊人的错误就是没有信仰，所以其最伟大的人也必然没有信仰。
与不能坚信任何事物相比，在司各特的头脑中没有更值得注意、更令人遗憾的了。
他甚至不能相信鬼魂或水妖的存在，总是未曾开口解释先道歉，甚至在解释过程中，对自己的解释也不能相信。
他从来都不敢肯定阿拉斯挂毯后面除了老鼠外，是否还会有别的东西，从来没有抽出宝剑，对着它拼命挥刺，而是胆怯地望着它，说道：“那一定是风。”
他受教育于长老会教友，并且一生服膺长老会，因为假若他要想在爱丁堡生活，那是他所能做的最明智的事，然而他却认为天主教更生动，亵渎行为更有绅士风度，除了爱情、勇气和命运之外，看不到有任何其它事物会影响人生，而人生等事关眼光，而的确与信仰无关。
对他来说，任何神灵看上去都如迷雾一般，当爱情被令人毛骨悚然地置于可怜的夏洛蒂的棺材中时，勇气不再有任何用途，——钢笔从指间滑落；命运在书中已经注定，——泪水滑落在书上，在噙着泪水的眼中，上帝之光变得暗淡。
他在这一切当中，成为其时代的缩影。
其次，由于这个时代的另一显著弱点就是在浪漫而充满**的无聊之中，回望过去岁月的习惯，但是对过去却极不理解，也不想理解，因此司各特几乎抛弃了其一半的聪明才智，耽于对过去的一种痴心但却毫无目的的梦想，把文学创作努力一半用于恢复过去的一切，不是在现实中，而是在虚构的舞台上；这种努力是现代人所做出的最佳努力，但是其成功仅仅限于司各特在古老的盔甲之下，塑造出了他所熟悉的永恒的人性，然而就盔甲本身的刻画而言，由于他不了解，所以却彻底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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