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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明的龙云就没有“遵旨照办”
。
诚如当事人记述的那样：“他一转身却遍告各厅、署、局长，而且各条街的商店也零星落落地挂起了所谓的国旗，可见是奉命欢迎的。”
另外，龙云事后还写了这样一段文字：“在他（汪精卫）未到云南的前几天，我接到国民政府文官长魏怀的电报说：‘汪主席将到成都和昆明演讲，到时希即照料。
’我接到电报后，以为汪先到成都，故未即作准备。
后来他突然直接飞昆，已经到了机场，我才得报，去机场接他。”
龙云这段文字有两个含义：其一，我欢宴汪精卫是奉命而为，有国民政府文官长魏怀的电报为证；其二，汪精卫是国民党的副总裁，作为部属应按礼仪行事，即使未来发生其他变故，不承担其责。
这就是龙云不“遵旨照办”
的真意。
汪精卫抵达昆明以后，是日夜和龙云见没见面，各说不一。
好在历史为我们保留下来。
1938年12月19日“龙云以汪兆铭经滇飞往河内呈蒋委员长之效电”
：
重庆。
蒋委员长钧鉴：督密。
汪副总裁于昨日到滇，本日身感不适，午后二时半已离滇飞航河内。
昨夜及临行时两次电详呈。
职龙云。
效秘印。
这通密电中所说的昨夜，即汪精卫一行抵达昆明之夜。
而“两次电详呈”
一句，明白地指出18日夜晚，龙云已经向蒋介石电告了汪精卫一行到滇后的详情。
作为封疆大吏，在未得到总裁蒋介石的示谕之前，他无权擅自处置副总裁汪精卫。
因此，从组织关系上说，他可以不负汪精卫过昆明而出逃的罪责。
这就是历史记下的公正的结论。
是日深夜，汪精卫和陈璧君等人还谈了何时离开昆明的事情。
陈春圃作记述说：“当陈璧君告诉他要准备明夭夭气不好万一不能起飞，要迫着改乘火车走的话，那到河内时没有人照应接车是狼狈的，因此已指定我趁翌晨发河内的火车先走，以备万一时，汪听了笑逐颜开地赞同，但说：不管坐的是什么，总之明天非走不可；呆下去要出事的。”
次日上午，龙云拜会了汪精卫，并记录了如下谈话的内容：“次日上午，我去看他。
他说：‘我明日要到香港。
’我间他：‘到香港有什么事？’他说：旧本要派一个重要人员来香港和我见面，商谈中日和谈问题，我要去看看他们是否有诚意。
’我留他多住几日再去，他说：‘我还要转来的。
’（我曾把他要去越南的事电告蒋介石。
）”
19日上午9时，汪精卫和周佛海、陶希圣等人对乘飞机还是坐火车进行了研究。
认为乘飞机较快而有危险，很容易受到空军飞机的拦劫；坐火车虽比较安全，但时间长，“需坐候两日”
。
因而在讨论时，他们一会儿决定乘飞机，一会儿又决定坐火车，“机软？车软？”
在短短的二十分钟内竟然变化了七八次，最后仍决定“冒险乘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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