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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佛海当然不能安心等待。
他按预定计划，于12月5日由重庆乘飞机前往昆明。
他此次离去，是公开踏上背叛国家、出卖民族利益的汉奸之路，难免思潮起伏，不满现状，留恋过去，离情别绪涌上心头。
他曾发出“岂飞机离地之刹那，即余政治生命断绝之时软”
的感叹。
他自忖“默念前途茫茫，国运、己运，均难料是吉是凶也”
。
但他卖国求荣之心早已决定，遂怀着投机家的野心，不顾一切，孤注一掷，“不辞冒险一行”
。
当他接到汪精卫的电报以后，如同晴天霹雷，在日记上写下了这样的话：“预定计划，将受绝大影响……大小事只能尽人事，成败惟听夭命。
但余个人亡命，则早决心矣。”
汪精卫为了安抚周佛海，同时也为了做好日本方面的善后工作.他决定派陈春圃去昆明。
陈春圃是陈璧君的侄儿，时任侨务委员会教务处长。
他名义上是护送汪的次子汪文梯和次女汪文询到昆明，让他们转飞河内，然后赴香港，实际的任务则是与已在昆明的周佛海联系，并等候汪精卫飞昆明的电报，以便通知龙云。
同时还要预订由昆明赴河内的滇越铁路挂车包厢，将全部叛逃人员送往河内。
汪精卫要他转告周佛海，一切慎重从事。
陈春圃到昆明后，立即面见周佛海，周即日写信给龙云，告之汪已暂缓行期，又将情况电告高宗武、梅思平，让他们转告日本方面。
按照预先的约定，日本内阁近卫首相定于11日在大阪中岛公堂讲演，发表对华政策声明。
由于汪精卫不能准时逃离重庆，近卫的声明也只得延期发表。
12月8日，近卫只好告诉宫内大臣秘书官长松平恒雄：“今天起生病，停止大阪演说。”
12月8日，蒋介石如期飞回了重庆。
当他听完陈布雷的汇报之后，毅然做出了两项决议：其一，由陈布雷发电，命留居昆明的周佛海返渝；其二，由他出面，在重庆黄山别墅约集行政院长孔祥熙、副总裁汪精卫、外交部长王宠惠、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叶楚枪等主要人士，听取关于今后抗战的意见。
自然真正的目的，还是继续试探汪精卫的政治态度。
蒋介石对日本近卫声明和近卫三原则坦率地表示拒绝。
于是，蒋介石和汪精卫完全处于对立的地位了。
随着双方舌战的深人，汪精卫以攻为守，重提抗战初期的德国大使陶德曼调停事件，旨在逼迫军事上失败的蒋介石降日。
汪精卫慷慨陈述了陶德曼的调停失败以后，又当众大声质问蒋介石：“那时日方提出的和谈条件比现在苛刻，为什么那时蒋先生体念大局，曾毅然许诺，而现在却又不行了呢？”
对此，蒋介石支吾难答。
汪精卫乘胜追击，又借攻击焦土抗战的政策，进而摸蒋介石的底数。
他对抗战强硬派的第二颗炮弹是针对火烧长沙事件而抛出的反对焦土抗战的论点：“由于对焦土抗战的误解，致使长沙遭受到人为的大火灾，这是令人非常痛心的事。
抗战惟恃民心，若能唤起民心，就能得到一切物资，供抗战之用。
反之，如得不到民心，纵有物资也不能随意使用。
“繁荣的城市即使不自行破坏，拱手让给敌人，只要民心尚在我方，在沦陷之后仍可以利用一切物资去破坏敌人，使之有助于我们收复失地。
“如果，像长沙那样化为焦土，就万事休矣！
如果，烧掉战区内的一切物资，我们又将以何物资去抗战呢？”
汪精卫就这样一方面反对焦土抗战和游击战，一方面肆无忌惮地公然提倡“和平救国”
。
会议结束了，蒋介石和汪精卫谁也没摸准谁的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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