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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在国民党的高级官员中，越来越多的人赞成蒋介石的做法。
1月21日.至30日，国民党中央在重庆召开五中全会，专门讨论了对汪精卫逃离重庆一事的善后处理。
会议决定派谷正鼎前往河内劝汪赴欧，勿与日本进一步勾结。
谷正鼎原为汪精卫改组派的重要成员，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谷氏自然明白蒋介石要他赴河内的目的―兼有考察自己政治倾向之用意，因此他欣然应命，携带蒋介石给汪精卫、陈璧君、曾仲鸣三人的官方护照及旅费，赴河内游说汪精卫去了。
再说，自从汪精卫发表“艳电”
以后，激起了全国军民和华侨的群起戟指，纷纷声讨。
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通电指出：“汪精卫甘冒不匙，公然赞同日寇亡国条件，稽其行迹，不仅为总理之叛徒，抑且为中华民族之国贼。”
他要求蒋介石公布汪精卫的罪行，“通缉归案，以正国法而定人心，八百万华侨拥护抗战到底”
。
国民党各战区司令也纷纷联名通电：“以汪言和应通令全国严缉究办，通缉归案，明正典刑。”
陕甘宁边区军民则更是大张旗鼓地声讨汪精卫卖国投敌的罪行，要求国民党当局予以严惩。
汪精卫面对此起彼伏的声讨浪涛，方知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
起初，他认为以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只要登高一呼，万众必然响应。
龙云、张发奎、邓龙光等地方实力派自不必待说，就是重庆国民政府中的某些要员，也会立即跟随。
结果，蒋介石不打自倒，他保准可以登上国民党及其政府的最高宝座。
但事与愿违，他叛国投敌的行为不过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落得个身败名裂，遗臭万年的可耻下场。
另外，他的降日行为加强了抗日战线的团结，有利于对日作战的进行。
就说当时日本的形势吧，对汪精卫来说也是极其不利的，“艳电”
发表后不足一周的时间，与汪谈判的近卫内阁宣布倒台。
汪如同被人遗弃，惶惶不可终日。
不久，香港发生了戴笠等人击伤林柏生的事件，汪精卫和陈璧君陷入了极大的恐惧中。
怎么办？思之多时，并无良策，惟有加速降日的步伐，方可在日本主子的保护下免于丧生。
2月4日，他致信日本前首相、时任枢密院议长的近卫，要求日本支持他成立“统一政府”
，称“敝国目前最感迫切需要者为必须有统一而健全之政府”
，不然，“则各个破碎离立，无担负责任之能力”
。
汪并乞求其“政府”
能与日本“立于平等之地位，如此，始能得全国人民之了解与信任，向共同目的，而共同致力”
。
汪精卫还招高宗武到河内，策划成立“统一政府”
的办法与条件。
经过五天的密议，拟出了具体方案，并派高宗武携此方案及汪致近卫的亲笔信，前往东京，与日本政府进行交涉。
汪精卫为了使其企图得以实现，还要求日军进攻西安，包围四川；截断中苏交通；攻占南宁，截断通往越南的交通线；攻占南昌、长沙，截断湘赣路；进攻襄樊、宜昌，控制湘南、四川咽喉。
同时，他还要求日本每月提供三百万元的活动经费。
就在这时，谷正鼎飞到了河内。
谷是深知陈璧君在汪精卫心目中的地位的，他把主攻目标选在了汪夫人身上。
但是当他说明来意之后，陈璧君却一反常态地说：“像这等重大决策，惟汪先生之命是从。”
谷正鼎听后一怔，顿感问题严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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