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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他分析了汪精卫和蒋介石历史上的矛盾，用一句中国的俗话说：在国民政府这只“槽上”
，是同时拴不住蒋、汪这两条叫驴的，所以分裂是必然的；其次，他又回忆了自七七事变以来汪精卫的言行，尤其他想到汪精卫在国统区支持的“低调俱乐部”
的政治主张，以周佛海、陈公博等人发起的以汪精卫为核心的“和平运动”
之后，他认为在中国大势所趋的形势下，汪精卫这个亲日派有可能挺而走险，建立一个臣服于日本帝国的中央政府是可能的。
另外，他还清楚蒋介石的态度―采用一切手段，扼杀汪精卫筹建的傀儡政府。
当他想到蒋介石的手中掌握着中统、军统这两支庞大的特务组织的时候，立即给影佐祯昭、今井武夫发去了一份急电，要他们敦促关小姐早日把李士群弄到上海，组建一支能与中统、军统杭衡的特务机构。
同时，命令“土肥原机关”
的有关人员，要严密保护汪精卫的出走。
具体行程日期应服从安全需要，谨防不测事件发生。
俗话说得好，底了钱的赌徒是一定要扩大战果的。
土肥原贤二布置完汪精卫出走的计划以后，又自然而然地打起了吴佩孚的主意：如果吴的工作十分顺手，进而再搞一个汪、昊携手合作，大功垂成矣！
然而，令土肥原贤二失望的是，昊佩孚只想把他的“中国政府”
建在什锦花园的大帅府内。
正当土肥原贤二策动吴佩孚的工作受挫之际，南方策反汪精卫的工作却取得了异乎寻常的进展：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逃出重庆。
按照土肥原贤二的建议，12月22日，近卫首相发表第三个对华声明。
蒋介石于26日发表长篇演说，厉言相驳。
汪精卫终于在29发表了投敌叛变的“艳电”
，公开和蒋介石分手了。
1939年元旦，土肥原贤二是独自一人度过的。
他的桌上摆着三张报纸：一张刊有近卫内阁第三次对华声明，一张载有汪精卫的“艳电”
，一张是刚刚收到的登有国民党中央执行常务委员会的决议：罢免汪精卫的公职并剥夺其国民党党籍，动员全国报纸对汪精卫发动讨伐。
土肥原贤二用心地研究着这三张报纸的内容，分析着中国政局的发展，以及如何尽快地把汪精卫推上傀儡的座位。
但是，他很快又否决了自己的想法，因为他太了解中华民族的心理了，匆忙举动，一定会落个欲速则不达的结果。
历经深思熟虑，遂给上海的影佐祯昭、今井武夫发去了如下的指示：
汪精卫等人的行动，完全出乎重庆政府及一般民众的意料，有如晴天霹雷之感。
因此，给与其内部的深刻冲击，超出想象之外，无疑将以此为转机促使重庆政府益加分裂……但是，过早地暴露日本方面与汪的关系，。
恐怕反而会使功名心强烈的中国人走向相反的方向去，所以跟他们交涉时，有必要将汪与日本方面的关系秘藏在工作当事人的脑中，别让中国人知道。
与此同时，土肥原贤二认为应当加紧对中国军阀的工作，借以把政治视线由汪精卫的身上转移到这方面来。
当然，如果在中国造成吴佩孚和汪精卫携手共进的政治局面那是最为理想的。
退而言之，就算借此保护了汪精卫的工作顺利开展，那也是一个不小的胜利。
新年一过，他为了取得声北击南―并取得南北呼应之效，遂决定出动一切可以调用的力量，促使举棋不定的吴佩孚早日出山。
然而汪精卫的出走，对吴佩孚的震动很大。
吴作为一名失意的政客，深知自己的政治资本远不及汪精卫，一旦日本人把中心移到汪精卫的身上，他就失去了出头之日。
所以，他本来就很矛盾的心越发地动**不定了。
另外，他从全国谴责汪精卫的舆论中，感到了民心不可辱，民意不可欺的力量。
他已经到了暮年之际了，如果一反岳武穆之德，行秦桧之为，是否划得来？他处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上！
土肥原贤二利用和北洋系的老关系，买通了昊佩孚的亲信、部属，使得什锦花园车水马龙，说客盈门，搞得吴佩孚欲出不能，欲走无方，完全陷入了困境。
但是，他依然是“不见兔子不撒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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