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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史迪威与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关系，有一种误解：似乎史迪威比共产党还共产党。
但是，史迪威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正确关系是怎样的呢？曾经在驻外处当过中文翻译官的历史学家巴斯先生认为：“史迪威将军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态度往往被人们说成是富有同情，但是这是基于无情的军事权宜之计的逻辑。
他不喜欢共产主义，毛泽东和周恩来都知道这点。
史迪威的参谋班子里的外交官之所以关心共产党，只是因为他们希望中国人作出尽可能大的努力来抗日。”
笔者认为这是正确的真知灼见。
开罗会议之后，戴维斯根据罗斯福总统的提示“我们就该找另外一个人或一群人继续干下去”
，回到重庆不久就给史迪威写了一份报告：派一个观察小组去延安。
目的是：“到共产党中国去搜集敌人的情报，协助并准备从那个地区开展一些有限的行动。”
很快，这份报告的副本送回美国，转到总统办公室，罗斯福批示赞同，遂通知蒋介石：“美国不久将派一个使团去华北。”
蒋介石认为这一定是史迪威的建议，因此愈加僧恨这位参谋长。
对此，史迪威却认为：“蒋介石面对着一种观念，而且这种观念击败了他。
他对共产主义影响的传播感到迷惑。
他看不到中国的大众把共产党人当作惟一可见的希望来欢迎，他们要求摆脱沉重的赋税、军队的为所欲为以及戴笠的盖世太保的恐怖。
或许是出于性格方面的原因，史迪威对蒋介石采用拖的战术对付美国总统的建议深表不满，决定把曾给自己当过助手的包瑞德上校派作使团团长，并组成了一个精干的小组，待命进入延安。
由此开始，就更增加了史迪威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
恰在这时，曾经为美国政府写过《蒋的家庭纠纷》报告的约翰.谢伟思和重庆的一个共产党人的家庭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时在重庆工作的乔冠华患了重病，急需输血。
“而当时的中国人，不论其意识形态如何，一般都不愿意献血。
他们认为，这等于是把自己的一部分生命给了别人。”
这时，谢伟思从乔冠华夫人龚澎那里获知乔所处的险境之后，便表示自愿献血。
“抽血时，由于针尖太秃，加上谢伟思的血管太细，弄得他晕了过去才抽出血来。
不过，他的榜样使一些中国人打消了顾虑，保全了乔冠华的性命。”
因此，谢伟思由乔冠华、龚澎处获得了有关延安的第一手材料。
当史迪威阅过之后，就更促使他下决心派遣一个代表团去延安。
恰在这时，华莱士副总统奉命使华，他根据罗斯福总统的意旨：“美军对共产党无兴趣，但是，应有十分紧迫的理由对在中国进行的对日战争感兴趣。”
历经数次会谈，蒋介石才于6月23日上午勉强同意允许美国派观察员去延安。
这个观察小组归史迪威指挥。
有意思的是，包瑞德和谢伟思这两个中国通却给这个观察小组起了一个西方代号：“迪克西使团”
。
而“迪克西”
一词，出自美国南北战争期间一首流行歌曲：《人们所说的迪克西是真的吗？），歌中“迪克西”
指的是当时美国造反的南部各州。
史迪威在设在斯里兰卡的东南亚战区盟军司令部获悉这一消息后十分高兴，而且非常欣赏“迪克西”
这个名字。
他认为所不同的是，而今中国造反的共产党不是在南方，而是在北方延安。
但是，他十分清楚蒋介石“僧恨共产党人，决不会给他们以政府中的一席之地。
结果是各方都观察着另一方，谁也不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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