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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和他保持单线联系的同志如王世英、曹亮、胡济邦等被捕―甚至进而自首叛变，他这位立法委员随时就有被捕的可能。
因此，他过着抑郁愤愈且又提心吊胆的日子，真可谓是度日如年啊！
或许是又应了祸不单行这句老话，就在上海中央局第二次被破坏不久，中央红军未能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军事“围剿”
，退出中央苏区，开始了被毛泽东同志称为“叫花子打狗―边走边打”
的长征。
更为严重的是，由于中央局数度被敌人破坏，中国共产党和第三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散落在各处的地下党员只好各自为战，凭着党性在为苦难的祖国工作。
王昆仑在这极其艰苦的环境中，也唯有和那些心照不宣的党员休戚与共，更加积极地投入到救亡抗日的时代洪流中去！
王昆仑毕竟是一位把信仰视为生命的政治家，他无时无刻不在关心长征西去的红军命运，因为他知道这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亡；另外，他还急切地盼望能早一天和第三共产国际恢复联系，唯有如此，中国革命才会成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是年初夏，潘汉年和陈云相继自长征路上回到上海，绕道去苏联。
据史记述，潘汉年到达上海之后，找到了他的弟弟潘斌，并通过潘斌了解了上海地下党的情况，潘斌还帮助潘汉年办了去苏联的护照。
就常理而言，潘汉年留沪期间，有可能和王昆仑相见。
即使未曾谋面，播汉年请弟弟办的出国护照，也只应是通过王昆仑这条渠道从外交部偷来的。
遗憾的是，详细的内情随着当事人的仙逝永远地带走了！
就在送走潘汉年和陈云不久，时在上海塔斯社工作的钱俊瑞从外电中收到了一份重要的消息：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
不久，他又从外电收到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的文件《为扰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一一即《八一宣言》。
钱俊瑞认为此宣言十分重要，及时地交到了组织的手中。
经研究，认为这是在新时期的行动大纲，很有必要向宁沪两地的地下党员传达，并按此精神执行。
但是，在白色恐饰笼罩的南京和上海再也找不到安全的地方，怎么办？有关人士找到了王昆仑，请他解决传达《八一宣言》的安全之所。
王昆仑作为政治家，他非常清楚自己的处境：早就列入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之中。
但是，他自己―包括地下党的同志都不曾料到这位立法委员的处境是如此的险恶！
多年之后，负责监视王昆仑的特务头子沈醉写下了这段文字：
抗日战争前，我在上海任法租界组组长时，便和这位王副市长（王昆仑时任北京市副市长）见过几次。
他现在决不会记得，当年他从南京到上海，回到法租界辣斐德路辣斐坊（应是攻飞路故飞坊）家中时，经常看到在辣斐坊（彼飞坊）口的几个西装革履的青年中，便有我在内。
当时他是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属于孙科“大子派”
的骨干，可是他并不是在当国民党的官，而是在暗中搞反对国民党的革命活动。
每次他从南京动身到上海，南京特务处便通知上海特区注意他的活动。
所以他在法租界的活动，我就得负贵侦察、监视。
王昆仑虽然不知道戴笠派沈醉专门监视他的活动，但是他清楚无论是上海的王公馆还是南京新建的家，绝不适合作为地下党的活动场所。
另外，他还清楚向上海、南京两地的地下党的负责人或党的重要成员传达《八一宣言》这样事关重大的文件，是不准出任何一点差错的！
否则，留在宁沪两地的党员骨干就有可能被一网打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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