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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想听到那边的声音！”
王昆仑自然明白那边的真实含义，是指时在陕北的党中央。
他也颇有同感地说道：
“我也是啊！
……”
1936年4月下旬的一个晚上，王昆仑突然接到左恭一个电话，告诉他远方来了一位朋友，有重要的事情和他面商。
王昆仑放下电话，几乎是下意识地自问：
“远方来的朋友是谁呢？……”
这位朋友就是自陕北衔命而来的冯雪峰同志。
1936年4月上旬，冯雪峰从东征前线奉命调回陕北瓦窑堡，接受赴上海的工作。
对此，冯雪峰在“文革”
期间曾做了如下记述：
1936年4月20日左右，党中央从陕北瓦窑堡派遣我到上海去工作，中央给的任务是四个：1.在上海设法建立一个电台，把所能得到的情报较快地报告中央。
2.同上海各界救亡运动的领袖沈钧儒等取得联系，向他们传达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杭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同他们建立关系。
3.了解和寻觅上海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替中央将另派到上海去做党组织工作的同志先做一些准备。
4.对文艺界工作也附带管一管，首先是传达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冯雪峰到南京，不可能首先去拜访官居要职的王昆仑，他一定事先和有关的人士―和他熟悉的同志取得联系，然后再见王昆仑。
为此，笔者认为这位中间人只可能是左恭。
左恭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和同乡曹孟君、丁玲捻熟，且又和曹孟君热恋。
而这时也在北京的冯雪峰和丁玲不仅过从甚密，、并且还曾追求丁玲。
由此推论，冯雪峰在这期间就和左恭十分熟悉了。
因此，冯到南京之后，应当首先拜访老友左恭。
为此，笔者询问了左恭的家属。
据左恭的夫人说，冯雪峰到他们家的时候穿的是很土气的衣服，左恭说：“穿这种衣服去上海不行，容易被特务识破你的身份。”
为此，左恭请人为冯雪峰赶做了一身西装。
据王昆仑的女儿王金陵同志说，她父亲在北京医院住院期间，曾和同住医院的夏公谈及此事，她父亲也说了类似上述的话。
由此可以说，冯雪峰在去上海的途中，先在南京做了短暂的停留。
应当说及的是，这仅仅是笔者的推断，并非定论。
冯雪峰在左恭的联系下，和时任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立法委员的王昆仑见了面，向王传达了党中央有关的精神。
最后，王昆仑问道：
“你去上海有什么困难吗？请不要客气。”
冯雪峰坦诚相告：他带的经费有限，无法购置电台。
没有电台，就等于和党中央失掉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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