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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根据传统的纵横外交之策以及自己的治国经验认为：劳克林·柯里是罗斯福总统的钦差大臣，他即使无权在华处理有关事宜。
但他在华所获得的方方面面的情报，也必然成为罗斯福总统对华决策的依据，因此，他和夫人宋美龄破格欢迎劳克林·柯里的到来。
蒋介石是一位十分会抓主要矛盾的大谋略家，十分清楚劳克林·柯里来华的使命是多方面的。
但他最关心的问题还是中美之间的租借物资的分配权限。
而时下能得以解决该项权限的核心则又是史迪威将军的去留。
因而蒋介石在会谈开始之前，通过不同的渠道，调动作用各异的所谓“射手”
，以史迪威将军为靶子，相继射出了密集的明枪和暗箭，妄图采用先下手为强的政治策略，置史迪威将军于死地。
周恩来坐镇重庆，时刻关注着蒋介石和史迪威这一对矛盾的发展。
因为这不仅关系到中国战区抗击日寇侵略的大局，而且还直接影响到国共两党军事实力的增长。
所以，他对以调解蒋史矛盾为己任的劳克林·柯里使华，也必然会给予特别的重视。
周恩来十分熟悉蒋介石的治国之策，也清楚蒋介石和史迪威这对矛盾的核心：是把美援物资用干时下的抗战，还是成为将来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的物质基础。
就这个意义上讲，他是支持史迪威将军的做法的。
另外，周恩来对劳克林·柯里也是有所了解的，尤其对他公然反对美国有条件地援华租借法案更为担心，如果这位总统特使站在蒋介石一边，说服美国政府改变这一政策，这必将严重损害中国共产党的利益，给战后打败国民党，取得全国的胜利带来极大的困难。
因而，周恩来有责任遏制美国援华租借法案的改变。
周恩来作为一位纵观国际政治风云的战略家，非常清楚美国支持苏联反法西斯的政策是权宜之计。
因为美国从根本上讲是反对建立共产主义制度的。
也正因如此，美国的对华政策是不支持中共的。
自然，美国的援华物资也没有八路军、新四军的份。
如何改变这种不正常的情况呢？周恩来的基本方针是：广交朋友，加强交流，化解一切不利因素。
为此，他和约翰·戴维斯等一批思想敏锐的美国在华人员建立了很好的私人关系。
同时，他也清楚，要真正改变美国的对华政策，还必须设法影响美国政府的决策人。
基于上述理由，周恩来于7月31日约见戴维斯，进行第三次会晤。
周恩来向戴维斯坦言：“中国（蒋介石统治集团）抗战目的只在保存实力，供争取国内优势之用，除用交换压迫方法，租借物资将被囤存，反攻缅甸必须以美国人为统帅。”
最后，他又诚恳地表示：
“我希望会见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柯里先生，当面向柯里先生转述共产党人对抗战、对中美关系的意见。”
约翰·戴维斯或许是太了解腐朽、黑暗的蒋氏政权了，也或许是被周恩来的政治品质和人格魅力所折服，他不但完全赞成周恩来的上述分析，而且也非常同意劳克林·柯里能听一听中共方面的意见。
他也认为唯有如此，才能影响罗斯福总统的对华外交策略的改变。
因此，他作为史迪威将军的“内阁国务卿”
愉快地接受了周恩来的请求，并要史迪威将军当面转告总统特使劳克林·柯里。
史迪威非常欣赏周恩来的宏论，尤其喜欢听“反攻缅甸必须以美国人为统帅”
这句话。
另外，他还认为如能促使周恩来和劳克林·柯里会晤，也是对蒋介石的一种制约，自然也是对他的直接支持。
因此，他策略地问道：
“柯里先生，你此行有没有会见中共要人的任务？”
柯里淡然一笑，摇了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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