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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采取他所憧憬的“民主式的合议制”
。
然而五十年代中期以来，他逐渐对一些做法产生怀疑。
尤其当他看到文化界很多有学识而相知甚久的老朋友相继成为批判对象，而像林彪、“四人帮”
这些政治小丑却扶摇直上，他内心的哀苦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
他曾经公开地讲过，也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过：“我很后悔当初没有把李岩和红娘子的故事写成戏。”
郭老想写这幕历史剧的目的和当年写《屈原》、《甲申三百年祭》是一样的，即希望我们党的最高领导人能从中感悟到什么。
这也是他遗憾的主要原因。
郭老坚信共产主义学说。
但如何用共产主义学说指导建设新中国，他和其他的共产党人一样并不完全清楚。
其实直到现在，什么是社会主义，不也在探索之中吗？记得世英就很尖锐地问道：三面红旗之下，竟有成百万人饿死，难道这是社会主义吗？当时父亲只能以沉默作答。
作为史学家的郭老，他深知判断一个社会制度是否先进，说到底要看支撑整个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而判断经济基础生命力的标志在于是否能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广阔的天地。
用这些马克思主义的ABC来分析当时的中国社会，父亲的确难以正面回答世英所提出的尖锐间题。
的确，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深化，很多问题和矛盾暴露出来。
不少共产党人―包括毛泽东同志的缺点，也因地位的改变而发展了。
“文革”
期间，他曾对我不止一次地感慨过：“很可惜，这是帝王思想，而且妒贤，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
是呀，每句话都是“最高指示”
，哪里有郭老赞赏的“民主式的合议制”
的影子？
郭老对中国部分共产党人的思想倾向早有清醒的分析。
‘他认为在中国，不少共产党员具有浓厚的农民意识，包括一些地位很高的领导人也如是。
每当谈论到这些问题，我都不禁联想到《东方红》和《国际歌》主题的对立。
其实，这是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必然面对的一个根本矛盾的反映。
朝柱：“文革”
中郭老也是一位受害者，你能谈谈这方面的往事吗？
汉英：了解我们这个家受“四人帮”
迫害的一些内情的朋友并不很多。
我有两个弟弟民英和世英，先后受迫害死于“文革”
初期，这对已经年逾古稀的父亲和体弱多病的母亲来说，是何等的痛苦啊！
世英受迫害致死，有着强烈的政治背景。
周总理曾经亲自安慰父母亲说：迫害世英，不仅针对你们，也是针对我的。
江青企图利用在国际上有声望的戏剧家郭沫若的影响，几次要郭老担任样板戏的顾问。
父亲一直很不赞成大树八个样板戏的做法。
他在庭院中散步的时候，经常不无幽默地说：
“现在不是百花齐放，而是八花齐放。
何况是不是花还要看。”
郭老十分清楚江青的用意。
他断然拒绝了江青的这番“好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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