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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医院的指战员、伤病员抵御着山风的侵袭,洗着大自然恩赐的冷水浴,沿着烟雨如织的山路向上爬啊爬,希望快一些爬上山顶,希望赶在天亮前翻过这座险峻的高山。
在这支医疗队伍的中间,有一副抬着伤病员的担架,走在前面的是一位妇女,双手牢牢抓住两边的竹竿把手,粗粗的绳子缠过脖后,搭在双肩上,为了保持担架的平稳,她的前胸就要贴到石级上了。
她爬山的步子越来越慢,急促的呼吸却越来越快了。
她全身湿漉漉的,不停地淌着水,究竟是秋雨,还是汗水?她也分辨不清楚。
待她感到双腿发软,两眼开始冒金花的时候,还不放下担架,她坚信自己有力气,能够战胜狂风恶雨,抬着担架登上山顶。
但是,人的力气是有限度的,当她的热能完全耗尽的时候,便昏倒在了山路上。
殿后压阵的老马闻声赶了过来,急忙扶住躺在担架上的伤病员,骂骂咧咧,大声地指责着这位抬担架的妇女。
这时,头前带路的霍大姐提着马灯也赶到了,她慌忙把这位累昏过去的妇女扶起,抱在自己的怀里,解下水壶,为她灌了两口开水,然后用手摸了摸她快速跳动的胸房,才放心地喘了口长气。
这一切,老马全都看在眼里,他颇为不满地说:
“霍大姐!
爱憎可要搞分明噢。”
霍大姐是位见过世面的女同志,在不算短的革命生涯中,练就了天不怕、地不怕的火暴脾气,再加上她是红军中高级指挥员的夫人,所以就越发地敢于仗义执言了。
老马这一句刺话,像是烧着的引信,一下子就把霍大姐这门大炮点着了,她紧紧地抱着累昏过去的妇女,大声地说:
“什么?我没把爱憎搞分明?她为抬伤员累昏过去了,救治她有什么不对?难道只有你姓马的拿着枪,不管死活地逼着她抬担架,就算是爱憎分明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嘛!”
老马的口气顿时软了下来,“大姐,你是知道的,我是奉命行事的。”
“那,就没有个灵活性啦?”
霍大姐仍旧有气地反问。
“难啊!
她是个托派……”
“不,不!
我不是托派……”
倒在霍大姐怀抱中的妇女猝然醒来,像是触了电,腾地一下挺起上身,大声地辩白着,“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是工农红军中的一名战士!”
“那保卫局派我来做什么?”
老马突然冷漠地笑了,不紧不慢地说,“自己说是没有用的,我提醒你一件事,你帽子上的红五星早就被保卫局收缴了!”
这位被打成托派的妇女叫姚秀芝,是红军剧团的主要创始人,也是红军剧团中公认的艺术大师。
每当她演奏起心爱的小提琴,红军战士都会悄悄地围拢过来,静静地坐在她的四周,欣赏着她动人的演奏。
漫长的革命历史,艰苦的转战岁月,磨去了她那美丽的女性容颜;然而,在她那慈祥的脸庞上,仍然可以寻觅到青春年华时的美貌。
平常,她身上穿着普普通通的红军戎装,却给人一种不同凡俗的神韵——不仅有着高级指挥员的风采,而且还有着艺术家所特有的气质。
她为人随和,也没有领导者那种所谓的架子,在红军剧团中享有很高的权威。
在红军长征前夕,令人生畏的“托派”
帽子落在了她的头上,如若不是军情紧迫,需要突围转移,说不定她还在保卫局的审查室里过日子。
由于各种原因,她不得不离开一手创建的红军剧团,背上她那把心爱的小提琴,来到了红军医院,作为一名被看押的囚徒,参加了史无前例的长征。
近一个月以来,她不声不响,小心翼翼地护理伤员,抢着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在多数同志的眼里,她是一位难以理解的好人;在老马的心目中,她是在有意表现自己,以此抵消托派的反革命罪行;但是,只有霍大姐的心里明白,姚秀芝的心中有着一盏长明不熄的灯——那就是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
因而,当老马说她是托派的时候,一反沉默寡言的常态,她大声地反驳着——她不允许任何人亵渎她追求的理想。
是风雨浇灭了她心头的火气?还是想到了雨中的伤员?她吃力地站起身来,俯身拿起拴在担架把手上的绳子,顺势把头一低,搭在了后背的双肩上。
霍大姐急忙抓住姚秀芝的手,说:
“秀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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