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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短篇从未在杂志上发表过，他却破了自己定的规矩，将其收入了《最佳短篇小说选》。
我不禁哈哈又笑出了声，引得侍者瞥了我一眼。
更可笑的是：尽管爱德华·奥布赖恩如此看得起我，却把我的名字拼写错了。
在这之前，哈德莉有一次将我写的稿子放进衣箱里，结果在里昂车站连箱子被人偷走了。
最后只剩下了两个短篇，《我的老头儿》就是其中的一篇。
她原来是准备把那些稿子带到洛桑交给我，给我一个惊喜，这样我们在山区度假时我就可以对稿子进行润色。
她当初把原稿、打字稿和复写的副本一股脑儿放进了马尼拉文件夹里。
这篇稿子之所以能够幸存下来，完全是因为林肯·斯蒂芬斯[47]曾把它寄给了一个编辑，而那个编辑又将其寄了回来——其他稿子失窃时，这一篇则在邮寄途中。
幸存的另一篇稿子名为《在密歇根州北部》，是早在斯泰因小姐来我们家做客之前就写好了，由于她说这篇稿子有伤大雅，我一直没有誊写。
草稿就一直躺在抽屉的哪个地方睡大觉。
话说那次离开洛桑，我们又去了一趟意大利。
在意大利，我把那篇描写赛马的《我的老头儿》拿给奥布赖恩看。
他温文尔雅，样子有点腼腆，眼睛呈淡蓝色，头发直直的，很难看，发型是他自己修剪的。
当时他住在拉帕洛[48]旁边一座山上的修道院里写稿子。
我那时的处境很糟，有点江郎才尽的感觉，竟然愚蠢地把那个短篇拿给他看——这简直就像是出示一艘出事轮船所残留下的罗经柜（那艘船由于某种令人无法置信的原因而下沉），或者出示一只穿着靴子的残废了的脚（你开玩笑地说这只脚是在一次飞机失事时致残的）。
他读那个短篇时，看得出他远比我伤心[49]。
除了面临死亡或者经受无法承受的痛苦，我还没见过有谁比他更伤心的——这不包括哈德莉那次把稿子弄丢后向我诉苦的时候。
哈德莉起初不停地抹眼泪，哭了又哭，就是无法说出口。
我告诉她，哪怕是天塌地陷也不当紧，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都不必担心，总会找到补救办法的。
最后，她终于把事情说了出来。
我听后觉得她不可能把复写的副本也一起带来弄丢了，于是便花钱雇人帮我采访（我当时从事新闻工作，薪酬丰厚），自己急忙乘列车回巴黎去，结果发现哈德莉说的是实情。
那天晚上回到家中，证实了哈德莉的话，我简直伤心欲绝——当时的情况我至今仍记忆犹新。
现在，一切都过去了，往事不堪回首。
琴科曾教导我：死伤由命，不要老说来说去的。
那次，我拿这话安慰奥布赖恩，让他别太难过。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早期作品遗失，也许对我还是件好事呢。
反正我对奥布赖恩说的都是些胜败乃兵家常事之类的话。
我说我还会写出新的短篇故事的。
如此说，也只是不想让他太难过罢了。
但我心里清楚：我一定会这么做的。
在利普饭店吃饭时，我浮想联翩，回忆着自己在早期作品遗失后究竟在何时又开始振作起来，写出了一篇新的故事。
那是在科尔蒂纳丹佩佐[50]——当时，我中断了春季的滑雪，被派往德国的莱茵兰和鲁尔区釆访，之后又返回科尔蒂纳丹佩佐与哈德莉会合。
那是一个极简单的短篇，叫作《禁捕季节》，原来有主人公（一个老人）上吊自杀的结尾，却被我一笔删掉了。
这种大刀阔斧的删减是我的新理论——能简化就简化，如此能加强小说的感染力，令读者有更深的感受，品味到弦外之音。
我觉得自己就是这么做的，结果叫人有点看不懂。
对这一点不会有多大疑问的。
这样的作品自然没有人愿意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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