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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孝标在引《邴原别传》之后还加上一句按语说：“君亲相校，自古如此。”
可见魏晋时，“父重于君，孝在忠前”
是被普遍接受的定论。
唐长孺在《魏晋南朝的君父先后论》一文中分析其原因说：
自晋以后，门阀制度的确立，促使孝道的实践在社会上具有更大的经济上与政治上的作用，因此亲先于君、孝先于忠的观念得以形成。
同时，现实的政治也加强了，并且发展了这种观点。
我们知道建立晋室的司马氏是河内的儒学大族，其夺取政权却与儒家的传统道德不符，在“忠”
的方面已无从谈起，只能提倡孝道以掩饰自己的行为，而孝道的提倡也正是所有的大族为了维护本身利益所必须的，因此从晋以后王朝更迭、门阀不衰的状态，后人每加讥议，然而在当时，这一些统治者却另有理论根据作为他们安身立命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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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先生的意见很对，不过需要做一点补充。
魏晋南朝的统治者虽然提倡孝道，但为着本身的利益，也不能不要忠，所以忠孝孰先或说君父先后的问题始终是一个并未得到妥善解决的问题。
即以《世说新语》此则为例，当时正是桓温控制晋室大权，其情形很像司马氏当年，所以君父先后问题变得既现实且敏感。
处于简文那样的地位，他如果提倡父重于君，则会打击忠于晋室的力量；反之，他如果提倡君重于父，则又有刺激桓温的可能，于是便只好什么话都不说了。
东晋以后，倒是有一种理论，极力想消灭忠与孝的矛盾，把二者调和起来，就像他们极力调和名教与自然的矛盾、情与礼的矛盾一样。
如袁宏（328—376）在《三国名臣赞》中论王经时说：
君亲自然，匪由名教。
爱敬既同，情礼兼到。
烈烈王生，知死不挠。
求仁不远，期在忠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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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王经的故事是典型的把忠君放在孝亲之前的例子，《世说新语·贤媛》一〇条载其事，刘注引《汉晋春秋》叙之更详，兹录于后：
初，曹髦将自讨司马昭，经谏曰：“昔鲁昭不忍季氏，败走失国，为天下笑。
今权在其门久矣，朝廷四方皆为之致死，不顾逆顺之理，非一日也。
且宿卫空阙，寸刃无有，陛下何所资用而一旦如此？无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
髦不听。
后（司马昭）杀经并及其母。
将死，垂泣谢母，母颜色不变，笑而谓曰：“人谁不死？往所以止汝者，恐不得其所也。
以此并命，何恨之有！”
就王经而言，是将忠君置于孝亲之前的，所以才“知死不挠”
；但王经的母亲亦赞同他的做法，以为死得其所，甘心与儿子“并命”
，这样，忠与孝就在母亲的伟大自我牺牲中完成了伦理上的统一。
6.才性之辨
《世说新语·文学》五条云：
钟会撰《四本论》始毕，甚欲使嵇公一见，置怀中，既定，畏其难，怀不敢出，于户外遥掷，便回急走。
该条刘注云：
《魏志》曰：“会论才性同异，传于世。”
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也。
尚书傅嘏论同，中书令李丰论异，侍郎钟会论合，屯骑校尉王广论离。
文多不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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