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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系统地重申这一基本架构,使“贵无”
成为一时风尚,其功臣自非王衍莫属。
当时清谈名士中,在理论上足以与王衍相抗衡的,只有一个裴(267—300)。
裴字逸民,他著《崇有论》,向当时流行的王衍一派的贵无论挑战,虽然贵无派人多势大,却未能把裴驳倒。
《晋书·三五·裴传》说:“王衍之徒攻难交至,并莫能屈。”
[282]《世说新语·文学》一二条也说:“裴成公作《崇有论》,时人攻难之,莫能折,唯王夷甫来,如小屈。
时人即以王理难裴,理还复申。”
贵无、崇有二派的辩难是当时清谈界一件大事,也是玄学发展史上一件大事,尤其对“有无本末”
这一玄学基本命题的进展与完善有极重要的意义。
以后郭象的“独化论”
即是从裴的《崇有论》中化出。
这一点我已在上篇第三章第四节中详细讨论过了,这里不再重复。
不过我们要注意的是,裴之倡崇有,并非一般地反对清谈,反对玄学。
他也并不反对援道入儒,他只是反对走极端,尤其反对在知识分子的实际行为上的**和不事事。
他在《崇有论》的序文中说,老子立言是“以无为辞,而旨在全有”
,“将以绝所非之盈谬,存大善之中节,收流遁于既过,反澄正于胸怀”
,而现在这些倡言“贵无”
的人未免走得太远了:“立言借于虚无,谓之玄妙;处官不亲所司,谓之雅远;奉身散其廉操,谓之旷达。
故砥砺之风,弥以陵迟。
放者因斯,或悖吉凶之礼,而忽容止之表,渎弃长幼之序,混漫贵贱之级。
其甚者至于裸裎,言笑忘宜,以不惜为弘,士行又亏矣。”
[283]这些,才是他要反对的。
据《三国志·二三·魏书·裴潜传》注谓裴注有《崇有》《贵无》二论[284],可惜他的《贵无论》已佚,否则我们当可更全面地了解裴的观点。
正是因为如此,王、裴二人不仅是论敌,也是论友,他们互相之间其实是很尊敬对方的。
《世说新语·文学》一一条云:
中朝时有怀道之流,有诣王夷甫咨疑者,值王昨已语多,小极,不复相酬答,乃谓客曰:“身今少恶,裴逸民亦近在此,君可往问。”
裴、王二人关于崇有、贵无的辩论发生在惠帝元康年间,《世说新语·文学》一二条注引《惠帝起居注》曰:“著二论”
云云,考惠帝于290年嗣立,次年即元康元年,而死于永康初年(300),为赵王伦所杀,故知《崇有论》必作于元康年间(291—299)。
从正始末何、王逝后,到元康间王、裴崛起,魏晋清谈经过四十余年的低谷与断层,终于又出现了第二个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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