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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前人于此已经说得很多了。
讨论学术思想一层，直接资料最少，也最为前人之所忽视。
唯余英时先生在其所著之《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一文中特别将此点提出，他说：“鄙见以为汉末士大夫之清谈实同时包括人物批评与思想讨论二者：李元礼每摈绝它宾听符融言论，而为之捧手叹息。
符融之言论所以如此引人入胜者，岂能尽在于具体人物之批评，又岂能仅为其辞藻华丽或音调铿锵之故哉！
斯二人在思想上殆必有符合冥会之处，故听者为之心醉而不觉深为叹赏耳。”
[191]并在该文注八七中引《后汉书·孔融传》中路粹奏孔融“前与白衣祢衡跌**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
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
之议论，谓为汉末谈论已涉及思想讨论之一例[192]。
这实在是很对的。
现在可以补充一点，即前面说过，汉末这种谈论的风气不是发生在别的地方，而是发生在太学。
太学是当时研究学问（虽然主要是儒学）的最高学府，老师是当时最好的学者，学生是各地来的精英分子，这样的人聚在一起，谈论而不涉及学术思想的讨论是不可想象的。
合理的解释是，这些人在一起，固然因为国事时局及自我切身利益的关系，常常议论时政、品核公卿、知人论世、互相题拂，但也一定经常展开学术思想的讨论与交流。
而且，这两者还必然互相影响，互为表里，即学术思想支持论人议政，而论人议政又发展学术思想。
可以想见，在论人议政之风影响下的学术思想，弃泥守章句、墨守家法之旧风，而向着探求义理、追求融会贯通方面发展，自是必然的趋势。
所以汉末许多有作为的名士，都“不好章句”
“不守章句”
，而重视“博”
“通”
，也就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了[193]。
总括起来说，就是：在汉末党锢事件前后那一段时期里，由于京师太学的发展和现实政治的刺激，逐渐在太学诸生中形成了一种交游与谈论的新风气，他们议论时政、品评人物，同时也讨论学术思想。
这个新风气同从前太学中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和墨守家法、拘泥章句的旧学风很不相同。
党锢之祸虽使士大夫集团受到沉重打击，太学中的“高名善士”
，即领袖人物，也“多坐流废”
[194]，但是这种交游和谈论的新风气并未因此而消灭，反倒随着这些高名善士的流废而从京师播散到地方，从太学诸生播散到一般士人之中。
读汉末到魏初这一段历史，我们不难感到这股新风之流播，其时士人中以善于谈论或评鉴人物著称的人也特别地多起来。
试举数例如下：
谢甄字子微，汝南召陵人也。
与陈留边让并善谈论，俱有盛名。
每共候林宗，未尝不连日达夜。
[195]
许劭字子将，汝南平舆人也。
少峻名节，好人伦，多所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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