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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又一位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在《史林》三一卷一号上发表了一篇也题为《清谈》的文章。
他在前三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魏晋清谈是汉末清议之延续的观点，说清谈与清议本是一道的，后来才渐渐脱离（翼明按：板野已有此意）。
他把魏晋名士分为清议派与清谈派两种，又把清谈的发展分为黄金时代（正始，240—249）、白银时代（七贤，250—264）、西晋［265—316，后来美国学者马瑞志（RichardB.Mather）代他称为黄铜时代］、东晋（317—420，马瑞志代他称为土泥时代）等四个阶段，并说经由此四段之演变，清谈逐渐与现实脱节而成为纯理论的游戏。
宫崎清谈出于清议及四阶段分法，后来广泛为中国学者及西方学者（如RichardB.Mather，étienneBalázs和ArthurWright等人）所复述。
在这几位日本学者的影响下，中国学术界也开始对魏晋清谈产生兴趣。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了好几篇讨论清谈的文章，其中比较重要，后来颇有影响的有以下数种：
（1）范寿康《魏晋的清谈》（《武大文哲季刊》，五卷二期，1936年）；
（2）刘大杰《魏晋思想论》（上海，1939年），其中第七章为“魏晋时代的清谈”
；
（3）贺昌群《清谈之起源》（《文史哲季刊》，一卷一期，1943年）；
（4）贺昌群《魏晋清谈思想初论》（《图书季刊》，新六卷一、二期，1945年）；
（5）唐长孺《清谈与清议》（《申报·文史》，一、二期，1948年2月28日）；
（6）杜国庠《魏晋清谈及其影响》（《新中华》，复刊六卷一一期，1948年）。
但是我不能不遗憾地指出，这几篇论文，除贺昌群的《魏晋清谈思想初论》自有新意（但贺文实际上是论魏晋思想而非论清谈本身）外，其余全是复述日本学者的观点。
这些文章的功劳是引起了中国学术界对魏晋清谈的注意。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学者对魏晋思潮及学术的研究渐渐多起来，其中不少同清谈有直接的关系。
例如陈寅恪对才性论、支愍度学说、陶渊明思想的研究，汤用彤对人物志、言意之辨、王弼学说的研究，唐长孺对才性论、君父先后论的研究，牟宗三对魏晋名理的研究，余英时对魏晋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的研究等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对魏晋清谈的研究做出了贡献。
论清谈的专文则有牟润孙的《论魏晋以来之崇尚谈辩及其影响》，发表于1965年，对清谈的起源及其对后世学术的影响有许多简要而精辟的见解。
专书有何启民的《魏晋思想与谈风》。
何书之主旨在说明魏晋思想与谈论的关系，值得称道的是他开始接触到清谈在形式方面的一些问题。
70年代，台湾有两位研究生，分别以魏晋清谈为自己的论文题目。
一位是林显庭，他的硕士论文题为《魏晋清谈及其玄理究要》，完成于1974年；另一位是林丽真，她的博士论文题为《魏晋清谈主题之研究》，完成于1978年。
二书都偏重于研究清谈之内容，前者取材失之过窄，后者又嫌稍宽。
林丽真的论文搜罗的材料相当丰富，书后并附有“魏晋谈士传略表”
，显然下过相当的功夫。
美国学者马瑞志六七十年致力于《世说新语》的英译（全书已于1976年出版），除陆续发表了《文学》及《言语》篇的译文（JournaloftheAmeritalSociety，1964，No.4；1971，No.2）外，又于1964年发表了一篇专论清谈的文章（《国际东方学者会议纪要》九册）。
此文不长，主要是举例说明宫崎的四阶段论，但他同时警告不要把各个阶段做不适当的比较，扬此抑彼。
他说四阶段表面上看起来是每下愈况，创造力越来越差，但实质上这是每种艺术形式都必经的历程。
他这种把清谈视为一种艺术以及避免太多的价值判断的看法是带有启发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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