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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公笑而不答。
林公曰：“白旃檀非不馥，焉能逆风？”
深公得此义，夷然不屑。
③《文学》四五条：
于法开始与支公争名，后情渐归支，意甚不分[124]，遂遁迹剡下。
遣弟子出都，语使过会稽。
于时支公正讲《小品》。
开戒弟子：“道林讲，比汝至，当在某品中。”
因示语攻难数十番，云：“旧此中不可复通。”
弟子如言诣支公。
正值讲，因谨述开意，往反多时，林公遂屈，厉声曰：“君何足复受人寄载来！”
这三则都是讲佛经，第一则据刘注是讲《维摩诘经》，第二则与第三则是讲《小品》（亦称《小品般若》，据陈寅恪先生考证，《小品》即佛经中的《道行经》[125]）。
但是无论从参与的人和进行的方式，乃至使用的术语来看，却都是典型的清谈（参看本书第二章）。
现在我们再来看另外一面。
佛经作为一门不久前才从外国传入的学问，对于中国士大夫相当新奇，相当有引诱力。
尤其是汉末以后，儒学的正统地位受到严重的挑战，社会对于异端的承受力大大增加；魏晋以后，玄学兴起，虚无之说盛行，对于旨趣颇有相通之处的佛理自然就更易于接受。
《世说新语·文学》二三条说：
殷中军见佛经，云：“理亦应在阿堵上。”
殷浩的话，如果译成现代汉语，那就是：“理也该在这里找到。”
这儿的“理”
，今天的读者很容易理解为一般的道理，但魏晋时的用法，“理”
是专指宇宙人生之哲理，即当时人说的“玄理”
或“名理”
。
可见殷浩初见佛经便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而且相信佛理必与玄理相通。
殷浩的这种看法其实代表了当时学术界的一般意见，即认为佛与孔、老的区别，只不过一是“西方圣人”
，一是“东方圣人”
，而他们所述说的“理”
，尤其是那关于宇宙和人生的终极之理，都是一样的。
热心的人甚至根据《史记·老子列传》中说老子晚年出关，“莫知其所终”
的话，造出一个“老子化佛”
的故事，说老子去了西方，到达印度，收佛和其他印度人为弟子，共有二十九个云云[126]。
这样一来，所谓佛经就不过只是《道德经》的外国变种，那么佛理和玄理之相通，当然也就在意料之中了。
《世说新语·文学》四四条：
佛经以为祛练神明，则圣人可致。
简文云：“不知便可登峰造极不？然陶练之功，尚不可诬。”
刘注引佛经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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