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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孝经》等儒家经典之成为清谈中研讨的内容并不足奇，事实上，前面提过的著名清谈话题，如自然名教、圣人有情无情、君父先后等等，都是同这些经典的内容有这样那样的关联的。
由此不难推论，魏晋清谈家们在清谈中也一定还研讨过其他先秦经典，只是材料缺乏，我们无法确知了。
2.论人物批评与品鉴之理
人物批评与品鉴之风从东汉以来就很盛，至晋不衰。
但东汉的人物批评与品鉴多是具体的、指实的，魏晋以后则于具体指实之人物批评与品鉴之外，增加了探讨人物批评与品鉴之原理与规则的内容。
近代学术界有一种相当流行的观点，认为魏晋清谈起源于东汉的人物批评。
即由于汉末党锢之祸及魏初曹氏父子对诸名士的摧抑，具体指实的人物批评一变而为抽象原理之探讨[174]。
此说很值得重新加以检讨。
魏晋清谈起源于汉末太学的“游谈”
之风，人物批评只是“游谈”
风气中的一部分内容，这一点我将在本书第四章第一节中详细论述，这里暂不多说。
即单就人物批评一端而论也需要指出：具体指实的人物批评与品鉴在魏晋时依然存在，这只要看《世说新语》中的《识鉴》《赏誉》《品藻》等篇就可以清楚，不烦多所论证。
所以，魏晋时探讨人物批评品鉴之理是“踵事增华”
，而非“改途易辙”
，其中学理演进的因素重于政治压迫的因素。
但是具体指实的人物批评与品鉴虽然在魏晋时依然存在，却不被当时人视为“清言”
——即我们现在所说的“清谈”
。
而只有探讨人物批评与品鉴的原理的部分，如前面谈到的“才性之辨”
，才能叫作“清言”
。
这里有一种情形特别值得注意，即表面上看来是谈有名有姓的具体人物（多是古代人物），但实质上却是通过讨论这些人物引出评鉴之理则，那么，这样的讨论就是清谈了。
例如《世说新语·言语》二三条：
诸名士共至洛水戏，还，乐令问王夷甫曰：“今日戏，乐乎？”
王曰：“裴仆射善谈名理，混混有雅致；张茂先论《史》《汉》，靡靡可听；我与王安丰说延陵、子房，亦超超玄箸。”
这次诸名士在洛水旁清谈，其中王衍与王戎谈的是历史人物延陵（即吴季札）与子房（即张良），这两个人是当时人研究人物批评的一般原则时常常举来作例子的，例如刘劭《人物志·流业·三》中就举延陵为“清节家”
的代表，张良为“术家”
的代表；又如姚信《士纬新书》也是一本泛论人物评鉴的书，其中也举延陵为例。
可以推见王衍、王戎当时谈的一定不是这两个互不相干的人物的故事，而是由此泛论人物批评之理，这自然是典型的“清谈”
，因而可以与“谈名理”
“论《史》《汉》”
并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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