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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僧之加入谈坐和佛理之进入清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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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上文论殷浩时曾经说过，殷浩晚年大读佛经，一方面同他被废之后的心情有关，另一方面，恐怕也是为了保持他的首席清谈家的地位而不得不然。
为什么为了保持首席清谈家的地位，就不得不大读佛经呢？这就同魏晋学术思潮的发展有关了。
质言之，就是恰当殷浩生活的那个时代，佛教已经打进学术领域，逐渐成为清谈中必不可少的话题，一个清谈家从前只要熟悉中国传统的典籍（佛徒称之为“外典”
），尤其是“三玄”
就够了，但现在还得熟悉新从外国传入的佛教典籍（佛徒称之为“内典”
），否则就不能算一个好的清谈家了。
殷浩早年未读佛经并没有妨碍他成为一流清谈家，晚年不苦读佛经则无法保持首席清谈家的地位，这个事实告诉我们从殷浩的青年到晚年，亦即咸康至永和前后，或说公元4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正是这一变化急速进行的时代。
佛经自东汉初年传入中国，开始时传播的速度相当慢，西晋乃稍稍流行，至东晋突然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
同时期的北方，也大建庙宇，广修佛像，佛教成为一个大势力。
但东晋时中国南北佛教的发展在许多方面都有明显的差异。
北方佛教主要在中下层人民中发展，偏重于迷信仪式、崇拜偶像，直接与政治、经济及普通人的生活发生关系，反对者也往往采取毁寺庙、杀僧徒之类的实际行动。
而南方的佛教却主要是在上层人士尤其是知识分子中流传，偏重于思想、哲理的研味与探讨，因而迅速进入学术领域，同玄学与清谈结合起来，在中国思想史上放一异彩。
南北佛教发展方向之不同，原因当然很多，最根本的原因应当是南北社会文化的差异。
而引起南北佛教向不同方向发展的最初契机则是晋室的南渡和士族的南迁。
盖当晋室及士族纷纷南奔之时，佛教徒中的上层分子，即原来出身于士族的僧人也随之南渡，而佛徒中的中、下层分子则多半留在北方。
留在北方的僧人大多没有文化或文化程度不高，又有原来的寺庙可以依靠，于是便向宗教的外在形式这一面发展。
而出身于士族的上层僧人文化程度高，他们年轻时即已接受中国传统教育，熟悉外典，出家后又精研佛家之内典，南渡后一时没有寺庙可以依靠，大多出入达官贵人之家成为食客，同时又因为熟悉内外典而成为谈坐上的谈客。
或者反过来，以谈客而为食客，借此解决生计问题。
《世说新语·假谲》一一条云：
愍度道人始欲过江，与一伧道人为侣。
谋曰：“用旧义往江东，恐不办得食。”
便共立心无义。
既而此道人不成渡。
愍度果讲义积年。
后有伧人来，先道人寄语云：“为我致意愍度，无义那可立？治此计权救饥尔，无为遂负如来也！”
“讲义”
也者，即谈理，亦即清谈也，治此救饥，可见二者之关系为何如。
又前述殷浩时曾引康僧渊的故事亦属此类。
康始过江，既无寺庙可依，又不认识当时名流，只好“恒周旋市肆，乞索以自营”
，后来实在没有办法，乃去找殷浩，也无非是去解决“生计”
问题，结果却因为清谈表现好而成为上宾，从此知名，生计问题当然也就不愁了。
《高僧传》谓康僧渊于“晋成之世”
过江[397]，亦即在东晋建立一二十年后，可见这样的情形在东晋初期颇持续了一段时间。
支愍度的例子还告诉我们，佛学与玄学之结合，第一阶段实是佛学的玄学化，亦即佛学以与玄学相近的面目出现。
因为佛学为外来的宗教与学术，在中国固有文化中本没有根基，必须借中国原有、且在当时流行的学术来诠释来传播，才易为时流所理解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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