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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军事出了问题，不清谈照样亡国；政治、军事不出问题，清谈照样不会亡国。
王导、谢安都雅善清谈，不碍其为高明的政治家，钟会、桓温、谢玄也雅善清谈，不碍其为高明的军事家。
王衍之亡国，真正的原因也不在清谈，而是当时的衮衮诸公（王衍所说的“吾曹”
）既无治国的才能又不努力办事的缘故。
清谈与国事的关系正如同看书、下围棋、看电影、打高尔夫球与国事的关系一样，实在无所谓误不误的问题。
当然，一个负重要责任的政治领袖如果丢下正事不干，一味沉溺在这些爱好里，那当然是要误事的。
但这种因沉溺而误事的情况，任何一种嗜好都可导致，又岂止清谈一端哉！
说“清谈误国”
的人有不少是讨厌清谈的内容背离了传统与正统，从而搞坏了社会风气，如顾炎武说的“败义伤教，至于率天下而无父。”
[498]其实，这种指责也是没有道理的。
我们的确在魏晋清谈——或者一般地说，魏晋思潮或魏晋学术中看到一种权威陵替、中心散落、挑战传统、背离正统的性格，但那不过是当时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各方面的共同特点，不独清谈为然。
清谈中的这种现象只是整个时代的反映，如果要责怪，首先也轮不到清谈。
何况这种性格也不见得全是负面的，尤其从历史的观点看更是如此。
一方面，它固然产生分裂与纷乱，但另一方面，它也产生解放与革新。
在看来一无是处的表象背后，却隐藏着积极而正面的历史宿命。
旧权威的陵替是重组更有号召力的新权威的前提，旧中心的散落是凝聚更有包容性的新中心的条件，传统在遭遇挑战后才会起而除旧布新，正统在受到否定后才会接纳有生命力的异端。
经过魏晋南北朝的痛苦熔炼，秦汉的中国乃转型为更博大、更文明的唐宋的中国。
学术中的权威陵替、中心散落、挑战传统、背离正统的结果乃是独尊儒术、以太学讲经为主要形式、重视章句家法的两汉学术逐渐变为广纳各家、以书院讲学为主要形式、追求义理圆融贯通的唐宋学术。
总之，清谈是学术，不是政治，它同社会、国家、政治都有关系，但不是“清谈误国”
论者所理解的那种关系。
政治的归政治，学术的归学术，清谈被误解得太久了，我们今天应努力还它以本来面目。
清谈在隋统一中国后就自然地消失了，这同当时社会的状况有关。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科举制度的建立。
知识分子有了新的奋斗目标、新的兴趣中心、新的竞争方式和新的游戏规则，本来就已经是强弩之末的清谈乃于焉退出中国学术的舞台。
但它曾经在这个舞台上扮演过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起过相当积极的作用，是我们这些后世的研究者们所不当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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