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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先启后的清谈家王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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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王之乱使西晋国破民残，元气丧尽，有心之士知天下已乱，乃潜图兴复。
永嘉元年，即公元307年，司马睿用王导之计，移镇建邺[314]，开始经营江南。
至永嘉五年，刘聪将刘曜、王弥、石勒攻陷洛阳，虏怀帝，人心大恐，士族百姓纷纷逃向江南，多数即侨居于建邺、京口一带，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永嘉南奔”
。
再过五年，即公元316年，刘曜又陷长安，愍帝出降，西晋随之而亡；而建康（即原建邺）方面在王导、王敦、周、刁协、刘隗等人的大力辅佐下，也渐成气候，终于在317年建立东晋，司马睿于次年正式即皇帝位，称元帝。
西晋末期自300年以后，十八年中一直是内争外乱，兵连祸结，几无宁日。
贵族知识分子间的大规模清谈活动再也无法进行，偶尔在战争的空隙技痒难禁，聊温昔日之好，如前节所引卫玠与王敦、谢鲲的故事，都难免让人心生感慨。
王敦说：“不意永嘉之中，复闻正始之音。”
言中似有意外的惊喜，就是因为此音久已不闻。
逮东晋成立，也并不意味着祸乱从此结束，升平立刻再现，事实上，当时的情况并不乐观。
北中国已完全沦入胡人之手，长江虽然是一道理想的屏障，但江南并非完全感受不到江北的威胁；而建康一带本是三国时吴国旧地，吴人及江东士族对于司马睿及南迁的北方士族怀有强烈的不信任感，甚至有相当的敌对情绪，觉得他们是某种外来的统治者。
《世说新语·言语》二九条载元帝始过江时对江东士族顾荣说过“寄人国土，心常怀惭”
的话[315]，我们不难从中感受到这样的气氛。
更严重的是，在当时被迫南迁的北方士族名士中，笼罩着一股浓厚的悲观失败情绪，真有兴复之志的人是很少的。
《世说新语·言语》三二条云：
卫洗马初欲渡江，形神惨，语左右云：“见此芒芒，不觉百端交集。
苟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遣此！”
又《晋书·七五·王承传》云：
寻去官，东渡江。
……既至下邳，登山北望，叹曰：“人言愁，我始欲愁矣。”
[316]
最为人所熟知的当然还是“新亭对泣”
的故事，见《世说新语·言语》三一条：
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
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
皆相视流泪。
唯王丞相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
在这样的客观情势和主观心境之下，要想立即恢复从前的作为学术探研和心智享受的清谈活动当然是不可能的。
何况东晋新立，制度、宪章、人事，在在都需从头擘画，士大夫们也的确有很多比清谈更重要的事要做。
接着，东晋统治阶级内部又发生为利益摆不平而产生的矛盾。
南迁士族与江东旧族之间有矛盾，南迁士族和东晋王族之间有矛盾，南迁士族彼此之间也有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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