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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末太学的“游谈”
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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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谈萌芽于汉季，而衰微于晋末，南朝之后，只剩下一点回声。
《世说新语》一书的叙事亦上起自汉末陈蕃、郭泰、李膺诸人而下迄于晋宋之交之谢灵运。
与其说这是一个巧合，毋宁说其中有相当的必然性。
近代学者已注意到这一事实。
陈寅恪先生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中说：
《世说新语》记录魏晋清谈之书也。
其书上及汉代者，不过追溯原起，以期完备之意。
惟其下迄东晋之末刘宋之初迄于谢灵运，固由其书作者只能述至其所生时代之大名士而止，然在吾国中古思想史，则殊有重大意义。
盖起自汉末之清谈适至此时代而消灭，是临川康王不自觉中却于此建立一划分时代之界石及编完一部清谈之全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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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时先生在其所著《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一文中对陈先生这一观点评论说：
按陈先生注重清谈思想之流变，故重视《世说》年代之下限，其说诚不可易。
但若从士大夫新生活方式之全部着眼则尤当注意其上限，清谈特其一端耳，而《世说》所载固不限于清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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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按二家的意见甚是，合之更佳。
陈先生注重清谈思想流变，故重下限，余先生注重士大夫生活方式，故重上限。
其实《世说》的上、下限都值得我们特别重视，即仅从清谈一端而言亦是如此。
清谈的远源可以追溯到两汉的讲经，无论就内容或形式来看，清谈都是对两汉讲经的扬弃，即一方面，清谈是对两汉讲经的反动与否定，另一方面，清谈又是对两汉讲经在某种意义上的继承。
而汉末党锢之祸正是这一扬弃过程的起点。
当时集中于京师太学后来又因乱流散各地的知识分子则是这一扬弃过程的推动者。
东汉后期政治上的显著特点是宦官外戚集团和士大夫集团之间为争夺政权，尤其是中央政权所进行的残酷斗争，长达二十多年的党锢之祸正是这一斗争的集中反映。
在这场斗争中，太学学生显然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成为士大夫集团反抗宦官外戚集团的重要力量。
当时太学规模很大，学生很多，其中又有不少贵族子弟、高官子弟。
《后汉书·儒林列传》说：
顺帝感翟酺之言，乃更修黉宇，凡所造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
试明经下第补弟子，增甲乙之科员各十人，除郡国耆儒皆补郎、舍人。
本初元年，梁太后诏曰：“大将军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学，每岁辄于乡射月一飨会之，以此为常。”
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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