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览乃正色曰：“天子修设太学，岂但使人游谈其中！”
高揖而去，不复与言。
后融以告郭林宗，林宗因与融赍刺就房谒之，遂请留宿。
林宗嗟叹，下床为拜。
[185]
由此可见，当时太学里有一种“游谈”
之风，即交游与谈论之风。
这种风气同死啃书本、拘守章句的老风气比较起来，显然是“舍本治末”
，魏晋人的口头禅则称之为“浮华”
。
这种风气的产生，一方面是大量的知识分子从全国各地来到京师，长年累月地聚集在太学里，很自然会导致的结果；另一方面则是当时的政治形势使然，试看符融对仇览说的话，说现在“京师英雄四集”
，是“志士交结之秋”
，就可明了于此点了。
郭泰、符融正是当时太学学生的领袖，又与李膺等人特别交厚，他们显然是感觉到时局的腐败，感觉到宦官集团之必须清除，政治之必须改革，因此想借太学的有利条件，团结一批志同道合的人，做一番除旧布新、“澄清天下”
的大事业[186]。
符融荐郭泰于李膺[187]，符、郭对仇览的注意与推诚，都应当从这个角度去理解。
既要团结一批同志，游谈自不可免。
其中谈论一项尤其重要。
因为只有通过谈论，才能发现对方是不是人才；也只有通过谈论，才能判断对方是不是同志。
简言之，通过谈论以知人交友，这就是当时太学中形成的新风气，而这新风气的产生又是适应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的。
由此也容易明白，为什么当时的学生领袖，如郭泰、符融，都是既善于谈论，又善于鉴别人才的人。
《后汉书·郭泰传》说郭泰“善谈论，美音制”
“性明知人，好奖训士类”
[188]，《符融传》说符融“幅巾奋袖，谈辞如云”
“郭林宗始入京师，时人莫识，融一见嗟服”
[189]。
至于他们谈论的内容，虽无明白直接的史料记载，但根据各种间接资料，我们可以推测，大约不外乎以下三个大的方面：（1）对于时政的议论；（2）对于人物的品评；（3）对于学术思想的讨论。
这些人既以“澄清天下”
为己任，那么议论时政自然是他们谈论的主旨，而品评人物则一方面是议论时政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是知人交友的需要。
议论时政与品评人物合起来，就是前人常说的“汉末清议”
的内容。
亦即《后汉书·党锢列传》所说的“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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