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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疾世俗尚虚无之理，故著《崇有》二论以折之，才博喻广，学者不能究。
这里提到的乐广、刘漠、王衍、戴奥、庾敳、裴，都是西晋的大名士，也是当时清谈家的代表人物。
他们所谈的“道”
主要就是《老子》，这从前面追溯缘起的话“自魏太常夏侯玄、步兵校尉阮籍等皆著《道德论》”
可以看出来。
东晋谈《庄》、谈佛之风甚于谈《老》、谈《易》，但《老》《易》仍是清谈家必修的经典，也仍然是清谈的话题，只是不如《庄》、佛那样时髦罢了。
以下《世说新语》节选三条是东晋中期以后的事：
《文学》二七条注引《殷浩别传》：
浩善《老》《易》，能清言。
《排调》六三条：
桓南郡（即桓玄）与道曜讲《老子》，王侍中为主簿，在坐。
《文学》六三条：
殷仲堪云：“三日不读《道德经》，便觉舌本间强。”
最后一条最有意思，它说明《老子》对于清谈家们的重要，简直如《圣经》之于基督徒一样，是要时常置于案头手边的。
3.《庄子》
《庄子》在清谈中的地位，早期不如《易》《老》，西晋末渐盛，南渡以后则寖寖然驾《易》《老》而上之。
《世说新语》中提到《庄子》的地方比《易》《老》更多，也更具体细致。
东晋文人谈《庄》之盛从《世说新语·言语》五〇条所说孙放兄弟的故事最可以看出来。
该条刘注所引《孙放别传》更详细，我因略去该条正文而仅引《孙放别传》如下：
放字齐庄，监君次子也。
年八岁，太尉庾公召见之。
放清秀，欲观试，乃授纸笔令书，放便自疏名字。
公题后问之曰：“为欲慕庄周邪？”
放书答曰：“意欲慕之。”
公曰：“何故不慕仲尼而慕庄周？”
放曰：“仲尼生而知之，非希企所及；至于庄周，是其次者，故慕耳。”
公谓宾客曰：“王辅嗣应答恐不能胜之。”
卒长沙王相。
这个故事有点像前面引过的王修十三岁作《贤人论》的故事，以八岁小儿而如此熟悉庄周及当时玄学家对庄周的评价——次于圣人，当然是由于经常听父辈清谈因而耳熟能详之故。
《庄子》在玄学及清谈中地位之提高，得力于向秀与郭象之注《庄》，《世说新语·文学》一七条载其事云：
初，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要。
向秀于旧注外为解义，妙析奇致，大畅玄风，唯《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
秀子幼，义遂零落，然犹有别本。
郭象者，为人薄行，有俊才，见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以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余众篇，或定点文句而已。
后秀义别本出，故今有向、郭二《庄》，其义一也。
向秀（227—272）是竹林七贤之一，而年辈较晚；郭象（252—312）则卒于西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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