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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看来，人道主义就是群体主义，它可以扩张为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乃至于世界主义，但无论如何，要求牺牲个人以成全群体、牺牲一己而成全多数是最基本的信条。
胡适主张融“小我”
为“大我”
，认为“小我”
对“大我”
负有重大责任；陈独秀则把人类社会前进比作蝗虫渡河，由个体的尸骸堆成一座桥；鲁迅则极力推崇“幼者”
，认为自己应“肩起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光明的天地里去”
。
这样理解的“人道主义”
，其实与西方的humanism（又译“人文主义”
）已有了很大的分别。
西方人道主义的信条是“人所固有的我无不具有”
，包含对人类的缺点宽容、对人的“小我”
抱同情的理解的意思。
五四人道主义则更多带有一种“圣人主义”
色彩，人们有意无意地设置了一个“伦理英雄”
的目标要自己去做，它更容易蜕变为一种“天道主义”
（“存天理灭人欲”
）。
实际上，这种“人道主义”
（天理）与“个人主义”
（人欲）的冲突是不可调和的，而其终局，也只能是一部分人“堕落”
为个人利益的追求者，另一部分人则“升华”
为替天行道的革命者，但不论哪一方都没有吃透西方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真精神。
因此，五四知识分子对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的鼓吹常常处在一种自相矛盾的奇怪状态，未能从二者的辩证统一中锻造出一种健全、完整而有实践力量的真正独立的人格。
3.实用理性的世俗关怀。
上述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冲突和分裂，其根本原因在于缺乏西方人那种超越现实的终极关怀，缺乏一种逻各斯的理念。
五四人士只是在世俗关怀的层面上理解这些原本是普遍的（人人同具的）原则，因而一开始就把自己放在了救世的特殊位置上。
他们考虑的是如何救世（救中国），对大众是抽象地崇拜，实际上却视为有待于拯救的对象。
所以他们的思维方式有强烈的工具理性和实用理性色彩。
胡伟希先生在《理性与乌托邦》一文[13]中指出了中国自由主义者（如胡适）对传统的批判是立足于工具理性的。
其实，陈独秀、鲁迅等人何尝又不是如此。
在这些人那里，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正如传统的内圣与外王、儒表而法里一样，是密不可分的。
正因为如此，价值合理性并没有建立起自己区别于工具合理性的超验根基，而是与工具合理性一起同归于一种世俗关怀。
我们看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和鲁迅对中国前途的设计，往往会感到这是一些谋略家在那里审时度势。
许多人都指出的五四重视民主与科学而忽视自由与人权，其源盖出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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