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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思，因此他们往往抱怨这种句子没有主语，随便举一例：“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97]，前面加上“我们要”
三字（或只加“要”
字），亦通。
又如“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98]“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99]等等，不胜枚举。
在“要字句”
中，“为什么要”
是不能问的，一问你就成了异端，“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100]，因此这是一种权力话语。
那么，一介儒生，权力从何而来？来自道德上的制高点。
而道德制高点又是基于自己情感上的自信，即相信自己的情感合乎自然情理（天道）。
如宰我（予）对孔子说守三年父母之丧太久了，许多该做的事都荒废了，孔子问他：“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
答曰：“安。”
孔子就冒火了：“女安，则为之！
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
今女安，则为之！”
宰我走后，孔子骂他“不仁”
，说“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
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父母抱大他到三岁，所以父母死后就要守三年之丧，如果当作一种定量化的推理来看这的确是很可笑的，哪里有什么道理；但能够想到这个类比并说出来的人显然表明了他的情感的深切笃实，自然就有资格训人了。
幸好没有人来和孔子竞争说父母养你到十八岁，因此要守丧十八年，因为这毕竟只是一种权力话语，而不是真正的权力。
不过，一旦和真正的权力挂上钩，就难说会出现什么荒唐事了（如“文革”
中大家竞相表“忠心”
）。
所以，对话中对权力话语的争夺实质上是一场情感的表白和比赛，其结果就是写有“忠孝”
二字的大奖杯。
因此，从历史上看，苏格拉底和孔子的两种不同的对话其效应也是极不相同的。
前者造成了西方哲学史上从自然哲学向精神哲学的大转折，刺激了后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超越苏格拉底而建立起庞大的唯心主义体系；后者则树立了无人能够超越的“大成至圣先师”
，只能为后人“仰止”
和不断地体会、学习。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从此便进入到了一个自我循环、原地转圈的框架之中，尽管内容上还有所发展和充实，形式上却两千多年几无变化，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才开始有了初步的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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