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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心情在她的《情绪与语式》中所讲的一件往事里透露了出来：
1990年的早春，在六部口拐角进去，在那个信步在长安街上纯属偶然找到的小旅馆的客房里。
一切交谈的细节都已淡化、退隐，只有一句“对话”
持久地停留在——那个时间。
那是我同我的一位那时已相识近10年的朋友的对话。
当他第一次知道我是一个蒙受冤狱的诗人的后代，几乎忍不住他的带有责备的惊讶：
“你的父辈受了那么多苦，如果你不写、不表达，怎么对得起他们？”
我的冲口而出的回答连我自己都始料未及：“那我受的苦呢？”
他的回答不如说是追问：
“你有那么多财富吗？”
读到这里，我以为这也是对我的发问。
是啊，我们有那么多财富吗？
这取决于我们的思维的勇气和努力，取决于我们思想上的勤奋。
那种懒于思想，或是不敢直面人生，习惯于以“往事不堪回首”
来逃避反思的人，即使历史给了他再多的财富，他也只能将它们带入墓穴。
每一代人首先必须清理自己这一代人的精神财富，才能更深地理解上一代人的遗产。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所特有的历史使命，没有别人来为你负责，你也不能够或没有资格为其他几代人负责。
每一个人都必须自己把自己的经历凝聚、打造为自己的精神财富，我们的思想贫乏不是由于历史给我们赠予得太少，而是由于我们自己没有努力，而我们也不能借用别人的思想使自己富有起来。
我感到，萌萌用她短暂的一生所证明的，无非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可能性，就是历史对于我们、乃至对于任何人的公平性。
她证明了她，以及我们这些和她同时代的有类似经历的人的精神的丰富，并由此为她的父辈即我们这一代人的父辈的存在价值作了最好的证明。
正如萌萌在《为诗而受难的意义——“七月派”
诗人的理想主义分析》一文中所清楚地指出的：
也许“七月派”
诗人的苦难是太深重了。
25年的时间的剥夺，几乎就是剥夺了一个人的生命。
25年的内心的咀嚼和挣扎，如果不能转化成个人表达的语言，它就纯然是一个时间的空白；而真正的诗人是必须逃脱公共话语的覆盖在未开垦的陌生土地上捕捉自己独特的表达的。
在这样严酷的挑战中，“七月派”
诗人的理想主义的抽象，和因抽象而不可避免的脆弱，才成为了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中断了时间的连接；而那中断了的历经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永远填补不了历史的真相了。
真正能用痛苦承担起苦难的，恰恰是活着的自己，就看你用什么语言把自己重新端出来。
否则，恐怕别想有人能够用什么方式——包括平反的方式——来补偿那湮没的岁月中湮没的生命。
在受难者死而复活的象征上去伸张个人应有的权利，这或许正是“七月派”
留给新一代人的启示。
（《情绪与语式》）
对七月派的这样一种反思和评价是闻所未闻的。
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女儿能够以这种方式使父亲的精神和生命获得拯救的，可萌萌做到了。
因为当她把父亲的苦难和她自己的苦难合为一体时，她拯救了她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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