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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晓芒：《〈月亮和六便士〉的宗教意义》，写于1990年，原载《基督教文化评论》1998年第8辑。
邓晓芒：《中国新时期作家的双重自我》，原载《文论报》1995年第2期。
邓晓芒：《作家的根在哪里？——从〈如焉〉的讨论谈起》，原载《书屋》2006年第11期。
邓晓芒：《论21世纪中国文学的前景》，原载《大家》2000年第3期。
邓晓芒：《哲学与生命》，原载《1999独白》，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
邓晓芒：《中国人为什么没有信仰》，本文是邓晓芒教授2006年在武汉大学等高校以“我们为什么没有真正的信仰”
为题的讲座录音修改稿。
邓晓芒：《什么是自由？》，原载《哲学研究》2012年第7期。
邓晓芒：《论历史的本质》，载《野老丹心一放翁——庆祝刘绪贻教授百岁华诞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12年5月，并载于《社会科学论坛》2012年5期。
鹿丽萍：《文化批判与哲学建构——访邓晓芒教授》，原载《哲学动态》1998年第9期。
邓晓芒：《我怎么学起哲学来》，原载《我们一起走过》，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1]《新思潮的意义》，见《胡适文存》（卷四）。
[2]见《鲁迅全集》第1卷，第306页。
[3]后世的保守主义把胡适的“整理国故”
误当作脱离现实去钻故纸堆的号召，这是大悖于胡适的初衷的。
参看易竹贤：《胡适传》，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8页。
[4]《写在〈坟〉后面》。
[5]《墓碣文》。
[6]《狂人日记》。
[7]其实，汪精卫的“曲线救国论”
并不是他首次发明的，陈独秀在1914年就主张中国像朝鲜那样“自并于日本”
，说“亡国瓜分，亦以为非可恐可悲之事”
（《自觉心与爱国心》，载《甲寅杂志》第1卷第4号），1918年还在鼓吹“请外国干涉”
中国内政，说“这种出于国民自动外国好意的干涉，虽然失点虚面子，却受了实在的利益”
（《每周评论》第20号）。
只要能达到救亡的目的，任何手段，哪怕暂时当一段亡国奴也在所不惜，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当时的心态。
[8]即使是鲁迅，尽管坚持启蒙理想最坚决，但从早年以“我以我血荐轩辕”
明志，到后来相信“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聪明人绝不能支持世界”
（《写在〈坟〉后面》）和在《一件小事》中面对民众的道德自卑、自惭形秽，可以看出一条隐约的灰线。
[9]《两地书》，《鲁迅全集》第11卷，第79页。
[10]张灏先生在《重读五四——论五四思想的两歧性》（载《开放时代》1999年3、4月号）中敏锐地指出了这一点，但对形成这一矛盾的根源则似未见及，他只提到了这种分裂的“危险性”
，并采取了一种折中、平衡的态度。
[11]“但我的反抗，却不过是与黑暗捣乱。
……有时竟因为希望生命从速消磨，所以故意拼命的做。”
《鲁迅全集》第11卷，第79页。
[12]甚至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杜维明先生也认为，自由和公义“这两个价值是冲突的”
（见杜维明、袁伟时：《五四·普世价值·多元文化》，载《开放时代》1999年3、4月号），显然他所理解的“自由”
即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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