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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批评回归传统的文化，视之为“传统本身的惰性”
，并“称之为‘文化恋母情结’，即总是要到文化母体中去寻求现实生活的‘资粮’，好比一个孩子已长大了还不愿断奶”
。
与周君用极不雅驯的“精神**”
相似，邓君亦嗤笑文化保守主义者“都像是些孩子”
，有“自恋情结”
，“谈起‘道德境界’来好比在做白日梦”
。
我不知道有没有思想大家（例如康德、黑格尔）是可以不到文化母体中去寻求思想资粮的，也不知道天下有没有一个成功的现代化是可以不从自己的文化母体中寻求现实生活的资粮的。
我只知道西方人无比尊重、珍视自己的文化母体，绝无任何的轻蔑、贱视、毁辱、鄙夷。
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说：“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归，或者说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的动力。”
足见文化的创造动力、源头活水在文化母体，此母体之乳汁滋养着现代心灵，不可断，不能断！
文化的发展当然包括对轴心文明（如诸子百家及其资源）的高层次回归、复兴，即重新发现其尚未开掘的意义与价值，并作出具有时代意义的转化和阐扬！
我相信邓君所说的自我批判与反省的前提，是对传统的深度价值有全面深入的理解，如果只据浮面理解，联想当下社会人生之负面去作挖苦或揶揄，则不能视为自我批判。
邓君在他才气横溢的大著《灵之舞——中西人格的表演性》[20]中说，孔子儒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是伪善者以我之欲强加于人，“以仁慈、宽厚、体贴的面目，体现着中国传统伦理的专制性和任意性。
父母和父母官对儿女和子民们滥施**威，均可振振有词地说成是‘为你们好’；历次的政治运动的受害者到死都相信这是为了自己能‘立’和‘达’”
（第150页）。
我看邓君对儒家这一命题的批判就具有“专制性和任意性”
。
邓君还说庄子的超越只停留在“物”
层次。
这在理解上也极不相应，隔了一大层。
他又说《废都》中的**和顾城的杀妻与自杀，并不是中国人现在变坏了，“而是中国人数千年的伦理价值体系已显示出了自身致命的缺陷”
（第122页）；还说《北京人在纽约》中的王起明的传统道德观念在西方碰得粉碎，唯一能做的只剩下用手比画一个**的动作，此即根源于中国文化不过只是“传种接代”
的文化（他连“传宗”
都不用而用“传种”
）。
“既然我们的传统文化植根于生物学上的传种接代，它就没有能力用真正人性的东西去溶化人心中非人性的、兽性的东西，而只是掩盖，包容甚至保存和维护着兽性的东西。”
（同上）这种批判有什么根据呢？难道中国文化真没有这种能力而只能维护、掩盖、包容兽性吗？作者理解传统精神遗产中大量的深邃的真正人性的东西和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吗？邓君说“中国人其实很少懂得真正的情感”
，“只有亲情，而无感情”
，只有“通过生物种族繁衍的谱系表查阅到的那种家族感情，除此而外就只剩下‘感于物而动’的（同样是动物性的）喜怒哀乐之情”
（第101页）。
“中国人的责任感……总是归结到生物学上的生殖和世代繁衍上去。”
（第120页）“仁义道德本质上是一种生物界的（虎狼亦适用的）原则，即自然血缘原则。”
（第121页）按“新批判主义”
的这种说法，中国人只具有动物性。
如果所谓“新批判主义”
是指的《丑陋的中国人》一类，那我看就没有什么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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