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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学习西方，则是根本不可能由自己来实现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的，因为我们不能拔自己的头发。
这个奇怪的比喻是许多主张保守传统的论者竟然都乐于引为自己的论据而不以为矛盾的。
撇开这点不谈，石先生的“理性审视”
只是使他看到了中国文化（和一切文化）的无奈，看到了“不合理”
的现实之无法改变和“毫无例外地起作用”
。
显然，这种理性正是他和胡先生都激烈抨击的、西方人自己也在深刻检讨的“工具理性”
或“实证的合理性”
，其特点是忽视了在现实中具有自由能动性和创造性的人的因素、人的现实，忽视了人是一种超越现实、超越传统的现实存在。
在这种理性的审视下，人的一切“生活实践和生存方式”
之被传统所决定，就像动物被本能所决定一样。
这样一种理性可以用来为不合理的、非理性的或情感化的现存事物作辩护，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我并不否认石先生的文章还是在“讲理”
，而不是什么诗歌小说或标语口号，我批评的只是这种道理背后的情感立场，即没有摆正“情感的位置”
。
3.最后，关于我所提出的“新批判主义”
，石先生提出了三点反驳，我在此也作点简略的回应：
a.我主张“五四精神”
和“新批判主义”
的目标是塑造新人，石先生猜测“这种新人大概是彻底摆脱传统的理性之人”
。
如果不把理想目标和现实完全等同起来的话，这种理解大致也不错。
但石先生反驳我的根据却是从“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田野研究”
所看到的“完全相反的现实”
，即沉渣泛起和复旧，并以此证明新批判主义是一种“永远也无法实现的乌托邦”
（这“永远”
一词完全是上帝的口气）。
由于篇幅关系，我不想去引证其他人类学者（如城市人类学者）的“田野研究”
所提供的另一些“完全相反的现实”
，何况这种由简单枚举归纳法得出“永远”
的普遍结论的做法也实在大胆过分了。
但没有人能够否认，20世纪中国社会现实中的主流正是对传统的疏离和背叛，否则，胡先生（和石先生）就不会如此痛心疾首了。
至于最终的现实结果会如何，我倒不以为“新批判主义”
的理想目标能够完全实现，它必定只能和传统达成妥协；但没有这个目标，则连妥协也达不到，只有沉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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