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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状态与后现代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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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宏大叙事”
、对统一的合法化机制、对解释一切的思辨哲学和控制一切的系统操作的怀疑和解构，是后现代状态的最突出的特点。
在当前有关“后现代”
的讨论中，有两个概念常被人们混为一谈，这就是作为一种时代特征的“后现代状态”
和作为关于这个时代的一种反思、乃至于一种思潮的“后现代主义”
。
这两者的区别，就连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家利奥塔尔（Lyotard）在其名著《后现代状态》中也不是分得很清楚。
他开宗明义便说：“此书的研究对象是最发达社会中的知识状态。
我们决定用‘后现代’命名这种状态”
，并说，“简化到极点，我们可以把对元叙事的怀疑看作是‘后现代’”
。
的确，对“宏大叙事”
、对统一的合法化机制、对解释一切的思辨哲学和控制一切的系统操作的怀疑和解构，是后现代状态的最突出的特点。
后现代的思想家们说出这一点，并不是什么理论上的独创，而只是陈述了一个事实；而且，如果说这一发现毕竟需要某种锐利的眼光的话，那么他们正好是运用了另外一种“宏大叙事”
才获得了这种洞见的。
换言之，利奥塔尔用来揭示后现代“状态”
的那种“主义”
，并不是什么后现代主义，而恰好是现代主义！
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利奥塔尔批评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
，说“这里假设了两个东西。
首先假设了所有对话者都会赞同那些对所有语言游戏都普遍有效的规则或元规定……其次假设了对话的目的是共识”
。
利奥塔尔对哈贝马斯的这一批评颇类似于哈贝马斯对伽达默尔的批评，只不过批评的焦点从“视界融合”
（传统）换成了“共识”
，而立足点都是人的自由自决，它导致利奥塔尔无条件地追求“临时契约”
（在肯定的意义上）和“误构”
（在否定的意义上）。
的确，利奥塔尔在强调人在相互交往中的创造性和能动性方面比哈贝马斯有过之无不及，他引入了游戏理论和博弈理论（竞技和赌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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