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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的根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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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如焉》的讨论谈起
作家不论是对社会问题的关心，还是对外界事物的关心，本质上都是对人性的关心，文学本质上只是人学。
胡发云的长篇小说《如焉》发表于《江南》杂志2006年第1期后，引起了评论界和思想界的极大的关注，好评如潮，甚至地摊上还出现了盗印的单行本。
今年4月21—22日在武汉东湖公园举办了一个作品研讨会，邀集了我们武汉和外地的一些名人或非名人，大都不是专业的文学评论家。
这次讨论会后来由《南方都市报》作了专题报导，主要是在思想界引起了一些反响，特别是由于残雪的介入，而产生了某种“轰动效应”
，但在文学评论界，尚未见有人上升到理论高度来对此加以评说。
不过我觉得，残雪提出的问题是值得文学评论界认真思考的，这就是作家的根究竟植于何处的问题。
残雪的提法有一种观念上的突破。
我在这次会上的发言主要是谈了我自己对作品的直观感受，以及我对作品的思想深度的挖掘，而没有涉及作家的根的问题。
但从整理出来的谈话纪要来看，会上尽管众说纷纭，实际上大都是在自说自话，而没有形成观点的交锋，因为各人对于作家创作的立足点持有不同的看法，因而对于作家和他的作品提出了不同的要求。
残雪的激烈的批评也正是针对这一点而发的。
人们也许会以为，这种批评完全没有什么意思，文学创作各有各的做法，别人固然没有理由用自己的标准要求残雪，残雪也没有理由用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别人。
例如说，有的作家就喜欢“文以载道”
，用作品来干预政治或关心人民大众的“现实问题”
，把自己的创作植根于老百姓的底层生活或对国家命运的关怀；而另一些作家则偏爱表现自己个人的感受，将创作植根于内心的天才和灵感，这些都无可厚非，应该互相宽容，多元并存。
我通常也会用这种态度来对待文学领域中的各种不同风格流派和倾向，众声喧哗总比一言九鼎要好。
但残雪所提出的问题并不是在这个层面上，并不是一个文艺政策和文化管理的问题，而是一个更加形而上的问题。
忽视形而上的问题而只对一部作品作形而下的评价，这是我们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在“文革”
中发挥到极致，在20世纪80年代仍然成为文学评论界的主流。
我们总是动不动就说这部作品“宣扬”
了什么，“揭露”
了什么，并由此引申出我们应该“提倡”
什么，“鞭挞”
什么，却永远也无法理解一部作品到底“是”
什么。
这就是残雪为什么那么厌恶80年代文学的“传统”
的缘故。
到了90年代，情况有所改变，有一大批作家开始摆脱意识形态的框架而说自己内心深处真正想说的话了。
所以我认为90年代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高峰期，因为它正是中国文学主流传统的崩溃期。
不过，这个年代的文学仍然大都具有某种两可的动摇态势，它既可以是中国作家向人性深处突围的开始，但也可以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反叛，有一种走回头路的可能性。
例如，即使是在最极端的两性问题上的冲击（《废都》《**肥臀》《上海宝贝》等），也仍然有可能是一种意识形态的逆反心理，它们对社会所造成的冲击，一旦意识形态的压力消除，如解禁甚至默许，就可能失去其力度，甚至成为一种更新了的意识形态的同谋。
但如果这些作家继续努力向人性的深处探索和挖掘，也是完全有可能在纯文学的意义上丰富人类的精神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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