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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古希腊的历史学已经符合柯林武德所提出的一般历史学的四个特点：1.历史学是一种知识，它知道某些事情并能够回答一些问题；2.它是与人有关的知识，谈论人所做的事情；3.它提出证据来对这些事情加以解释，回答“为什么”
的问题，当然这原因还只限于某个历史人物的主观目的；4.它有助于我们理解我们自己的本性，提升人的自我意识。
[148]
西方中世纪基督教则将历史中这种个人的目的性和不可知的命运都归于上帝的意志，在这里，命运不再是盲目的了，而就是上帝的目的，它本身就具有不可违抗性。
历史在《圣经》中成为了一个有开端和结局的过程，开端就是“创世纪”
和亚当夏娃的堕落，结局就是最终的审判和得救，而中间的过程就是悔罪和“信、望、爱”
的精神历程。
中世纪的历史学家们在每一桩人类事件中都看出神的意图来，或者说都在猜测神的意图。
这种解释在今天看来虽然显得很荒谬，但是也将一种新的要素加入到了历史之中，这就是对历史的一种整体观。
古希腊罗马的历史学缺乏整体观，历史被看成事实的偶然堆积或道听途说的描述；中世纪的历史学则借助于对上帝的信仰而建立起了整体的历史意识，这种历史意识可以跨越过去和当前的经验事实而延伸到对未来的信念，因而具有“末世论”
（Escatologie）的色彩。
基督教的历史观不是就事论事的历史观，而是瞻前顾后的历史观，由于有一个原则即神意贯穿其中，所以历史被看作一开始就在为大结局作准备的过程，因而是一个有“方向性”
的发展过程。
据此，历史开始被按照一个原则划分为一些“阶段”
，这些阶段都通往一个终极的目的。
例如有人划分为基督诞生之前的“圣父”
统治时期，基督诞生之后的“圣子”
统治时期，以及未来的“圣灵”
统治时期。
[149]在这里最有意义的是，未来被历史学考虑进来了，这就使历史学具有了激发实践行为的作用，它不再只是事后诸葛亮式的死的知识，而是一种理想主义的信念，一种把这理想付诸实现的行动指南。
[150]
但毕竟，这还只是一种偶然的“启示”
，它不是一种客观规律，而只是一种意图（神意）的展现，以及对这种意图的信念。
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西方人摆脱了这种神意的绝对统治，而试图把人类历史作为一种客观的科学研究的对象。
卢梭和休谟都谈到过，我们从牛顿以来对自然的知识已经把握得十分精确了，而对于人自身的知识却还一无所知。
[151]他们都尝试把自然科学的方法转用到人性方面来。
但这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模仿。
卢梭并不相信他自己所描述的人类历史就是客观发生的真实事件，他说：“我们首先要把一切事实撇开，因为这些事实是与我所研究的问题毫不相干的。
不应当把我们在这个主题上所能着手进行的一些研究认为是历史真相，而只应认为是一些假定和有条件的推理。
这些推理与其说是适于说明事物的真实来源，不如说是适于阐明事物的性质，正好像我们的物理学家，每天对宇宙形成所作的那些推理一样。”
[152]休谟则从彻底的经验主义和不可知论出发，认为他的人性论只不过是“借助于仔细和精确的实验，并观察心灵的不同条件和情况所产生的那些特殊的结果”
，但“我们不能超越经验”
，心灵的本质和外界物体的本质“同样是我们所不认识的”
。
[153]他们都对人类历史本身客观上究竟如何、有无规律性缺乏理论兴趣。
真正像自然科学那样把历史当作一种客观过程来把握其规律的，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一批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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