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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理性不能先于德行？为什么先于德行的理性就一定会丧失德行？为什么不可以在理性的基础上建立起新的德行？先于理性的德行，或在“理性层面”
背后的“价值层面”
，除了理解为盲目的情感之外，还能理解为什么呢？在历史上，仅凭情感来建立一种“德行”
或“价值层面”
，曾造成了无数深重的苦难，并最终导致了德行的败坏和价值的失落。
我们在十字军的宗教狂热中，在法西斯的滔天罪行中，以及在“文革”
的群众心理基础（对领袖的感情，或“朴素的阶级感情”
）中，对此曾屡见不鲜。
这种原则只有在一个封闭、停滞、个性压抑的小农经济、自然经济的社会中，在人与人天然的情感差异还不大、不明显的家庭社会或舆论一律的中古时代，才会产生一个表面和谐的“德治”
社会，但绝无普遍的绝对“价值”
。
另一方面，以理性为基础却并不一定导致忽略价值层面。
自苏格拉底以来，西方人一直在致力于对美德和知识的关系的探讨，力图在理性的基础上使道德具有牢固而普遍的根基，产生了一系列视道德为最高精神生活的学说，如柏拉图把他的最高理念规定为“善”
，康德更是直接提出一种“实践理性”
作为道德的根基。
西方人这一套道德学说固然也有它的弊病，常常也带来理性和价值分裂的痛苦，但绝不能说他们尊重理性就是“忽略”
了价值，而只能说他们的价值观的社会背景不同，是在一个缺乏人与人之间的共同情感的社会（即商品社会）下尚可追求的价值观（很可能是在此情况下唯一可行的价值观）。
因此，问题并不在于看不看重价值和德行，而在于要什么样的价值和德行：是要合乎普遍理性的价值和德行呢，还是要合乎某种特殊情感的价值和德行？可见所谓“以德为本”
“德行为先”
的说法，在弄清“德行”
本身的确切含义（例如，是“三纲五常”
还是“自由平等博爱”
）之前，根本不可能用来区分中、西两条不同的“道路”
。
以为只有中国传统才看重德行，西方人则都近乎衣冠禽兽，这种陈腐之见早就不应该在20世纪90年代还用作立论的依据了。
5.石先生说，“由于现实逼人”
，我们“不得不匆匆拥抱西化，走上现代化这条不归之路”
，但由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
并不具有西方的宗教、道德、社会等等的“制约机制”
，所以我们没有吸收到西方最优秀的一面，反而丢失了自己传统中最有价值的一面。
从这一局面中摆脱出来的途径似乎有两条：一是闭眼不看现实，退回自身传统中去竭力恢复“最有价值的一面”
，但由于“现实逼人”
，这一条路已表明走不通；一是努力去吸收西方最优秀的东西，如果我们缺乏吸收这些东西的前提或“制约机制”
，就得努力地补上它们，而不是以此为借口拒绝这些东西，这是我们在现实的逼迫下正在走着的一条路。
然而，石先生却试图寻找第三条路，这条路听起来十全十美，无一缺憾，最符合“大团圆”
心态：这就是既要现代化的一切现实好处，又要固守中国传统价值的“大方向”
。
他问道：“在今天的中国，现代化是不是只能走西方式的以个体化与外在化结合为实质的理性化道路，抑或还能走立足于中国自身传统的以德为本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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