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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的一切，都称之为“权力”
或“霸权”
，这对于中国学者来说也并不陌生，因为我们直到今天仍然是一个官本位即权力本位的社会，没有任何事情能够脱离“权”
字的介入。
但福柯却是通过宣布“上帝死了”
，甚至“人死了”
而表达了对西方传统的离经叛道。
然而，不论是对马克思还是对福柯，我们由自身的先见而导致的误读都并不能使我们扩大我们的视野，反而限制了我们的视野，因为我们压根儿就没有西方宗教中的上帝信仰和近代人本主义、人性论的传统，我们只有霸权思维的传统。
所以，半个世纪以来，当我们自以为接受了西方最先进的思想即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而把它转用于我们中国的具体国情中，便造成了在经济、政治、文化、艺术、教育、医疗甚至日常话语中的霸权精神，即对军事霸权和准军事制度的无上崇拜。
例如，上述这些领域都被我们说成是各条“战线”
，从业人员则是这些战线上的“排头兵”
，他们的工作被看作具有一种准军事化的性质。
“文革”
时期全国人民学解放军，学校机关甚至农村生产队都以班、排、连、营等军队编制作为自己的组织形式，一切人都被纳入到这一浩浩****的行军队伍之中，无一例外，从而使这种战争思维模式达到了极致。
我们失去了任何人类客观正义和普遍道德的标准，唯一地把我们的思维固着于压迫—翻身、复辟—反复辟、隐藏—揭露、斗争—反扑、警惕—松懈、压制—打倒这样一些杀红了眼的政治策略之上，我们习惯于把任何事情，包括学术观点和艺术倾向，都上纲上线到与假想中的“阶级敌人”
的一场战争。
我们已经不会客观地看待一件事情本身，而只会思量它对我（或“我们”
）会产生什么样的政治权力效应，是使我们受压还是翻身。
这种流毒至今没有肃清，它甚至渗透进一些接受过西方启蒙精神熏染的知识分子和学者的思想深处，作为一种隐藏在血液中的基因而在潜意识中支配着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话语方式。
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就曾反对将他们的学说所发现的规律解释成恶意的预谋，《反杜林论》中花了很长篇的篇幅批判杜林用“暴力论”
来解释经济事实的做法，他们更强调的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历史的客观发展趋势。
而中国传统的道德历史观和对人际关系的“诛心之论”
，使我们把人对人的控制直到对人心的控制视为日常生存的基础。
在中国，官与民之间没有明显的区别，即使只有三个人，也要设一个“小组长”
来管理下级并对上级负责，形成几乎“全民皆官（管）”
的“人盯人”
的局面。
稍微有点文化、识几个字的人，都在自己的自然生命之外，还附加了一条“政治生命”
，它往往比自然生命更加重要。
中国人的这种全民从上到下的政治化、权力化和霸权化今天几乎已经成为一个举世皆知的事实，以至于中国文学在世界上通常都被当作政治诠释的作品，而没有人当成真正的文学作品来欣赏。
就连科学研究，一段时期也被我们当成了“阶级斗争”
和权力斗争的战场。
虽然最近二十多年来我们在各方面做了很多“拨乱反正”
的工作，但这种霸权思维模式仍然在暗中限制着我们对文学、历史和哲学等等问题的思考。
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许多做思想研究的人对于外来思想的“霸权主义”
如此敏感了。
我们从来就没有客观冷静地看待外来文化，而是毫无例外地把它们视为一种“文化侵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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