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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证。
如果一个人想画画，特别是想把自己的毕生精力用于画画，那他必定是认为自己在这方面能出人头地，有“成功”
的希望，否则就是不可理解的！
值得注意的是，“我”
后来还试图用康德（Imma，1724—1804）的“道德律令”
来说服他：“凡人立身行事，务使每一行为堪为万人楷模。”
（按照德文应译为：“不论做什么，总应该做到使你的意志所遵循的准则永远同时能够成为一条普遍的立法原理。”
）这条原则被康德称为“绝对命令”
（derkategoriseheImperativ）、“良心”
。
但思特里克兰德的回答却是：“胡说八道。”
康德的绝对命令大体上就是基督教的“你要别人如何待你，你也要如何待别人”
这一原则的形式化的逻辑表述，它在今天由于其空洞性而成为了一切平庸之辈无所作为的借口。
在基督教教义里，它本来也只适用于上帝的信徒们，而不适用于上帝本身：基督要世人追随自己，自己却并不追随世人；他要人类互敬互爱，他自己却来“散布纷争”
[126]。
康德的绝对命令为什么最终还要设定一个上帝，除了逻辑上的必要之外，还由于一种超越平庸的渴望。
在上帝的激励下，人类就不至于永远满足于一种抽象空洞的善良意志（“应该”
），而是使那种打破旧道德、创立新道德的行为合法化。
这种出格行为恰好是绝对命令的反面，即它所遵循的准则一开始总是古怪的、不能被人们普遍接受的；这只是他个人的准则，而不需要它成为普遍原则。
或如思特里克兰德说的：“并不是每个人都要像我这样的。
绝大多数人对于他们做的那些平平常常的事是心满意足的。”
（第68页）这种行为不听命于逻辑上的不矛盾律：他不在乎人家怎样对待自己，却按自己的价值标准去对待一切人。
这是一种天才的或者说上帝的道德标准。
当康德用“鉴赏力”
否定了天才，用“实践理性”
的自律排除了上帝，而将一切归结为平淡无奇的逻辑上对等的关系时，他就无形中把审美和道德都变成了一种平等交易；而当他认为应当为一个全能的上帝留下地盘时，他却为人类超越这种“人们”
（dasMan）状态而成为天才、成为上帝保留了希望。
可以设想，假若耶稣基督生于今世，那么他除了成为一位艺术家之外恐怕别无选择。
思特里克兰德作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天才，他的行为动机具有某种和上帝意志一样的不可追究性。
你绝不能问他：“为什么要画画？”
就像不能追问上帝为什么要造人，为什么要仁慈，为什么要拯救人类一样。
上帝说：“要有……！”
思特里克兰德说：“我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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