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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时期作家的双重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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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情绪的躁动中也有理智的冷静，在深刻的反思中也包含内在的愤懑或苦恼；而在情与理的这种两极振**中，越来越达到两极相通或渗透。
所谓新时期以来的中国作家，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在于抛弃过去一个长时期中由政治口号和道德说教伪装起来的虚假人格，而力求从自己内心去发现自我、真我，力求真实地、真诚地表达自己内心的真情实感。
追溯新时期整个文学史，我们可以明显看出这样一条不断向作家自身灵魂深处进行探索和挖掘的艰难道路：从“伤痕文学”
的愤激的控诉到“反思文学”
冷静地向内转，从“朦胧诗”
独抒性灵式的心绪迷茫到“寻根文学”
远距离的原始回归，从现代派和先锋小说的烦躁不安，直到“痞子文学”
游戏人生式的大彻大悟和“新写实主义”
小说的“平常心”
，都是新时期作家这一心路历程的不同阶段，这些阶段总的说来一个比一个更深入，并且越到后来，便越是清晰地显露出作家的内在灵魂。
可以看出，上述历程的一般规律总是：躁动——平静——再躁动——复归于平静，如此循环往复。
当然，在情绪的躁动中也有理智的冷静，在深刻的反思中也包含内在的愤懑或苦恼；而在情与理的这种两极振**中，越来越达到两极相通或渗透：情成为了一种理想化的乃至理论上的、可望而不可即的“纯情”
，理则成为一种被现实所扭曲了的歪理、“痞理”
、逆反心理，它反而是人的自然情感的一种发泄方式。
作家自我人格的追溯达到这样一种情即理、理即情的互渗互补结构，是中国新时期作家十几年苦苦探索的结果，其中，最具代表性和典型意义的，恐怕要算贾平凹、顾城和王朔这三位完全不同意趣，却具有相同的双重自我人格的作家。
先看贾平凹。
在这三个人中，贾平凹是最具乡土气息和传统文化历史深度的作家，他早期的作品（商州系列）便以此为特色而在中国文坛上雄踞一时。
然而，当他不满于此，反省到自己“几十年奋斗的营造的一切稀里哗啦都打碎了”
，要“在生命的苦难中”
来“安妥我破碎了的灵魂”
时，他便失去了从前宁静、隽永和娓娓道来的文风，变得慌乱而急促；当他下决心要切实地通过写作来寻找自我、把握自己的灵魂时，他看到的恰好是自我的失落（丢了魂）；或者说，他发现原先自以为圆满自足的那个自我只是一个假象，他的真我其实是分裂的——他已经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庄周还是蝴蝶了。
现实中的“庄之蝶”
玩世不恭，早已丧失了一切理想主义的道德信条，甘愿充当这个已经腐朽了的伦理体系身上的蛆虫，寻求着这个封闭实体上的裂缝和“破缺”
，以维持自己那尚未被窒息的最后一点原始生命力。
理想或梦幻中的庄之蝶却独有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天才，能将除去一切道德面纱之后**裸的痞性、兽性变得如此优雅和温情，甚至使之显出一种自然天成的纯洁和美来。
当然，这种美绝不是精神上的，而是一个有精神的人对肉体的一种崇拜和依恋，是精神放弃自己更高的目标而回到肉体的家园，直言之，是精神的颓废和沉沦。
当精神无论如何也看不到自己头上的天光、无法引导自我超升至神明般的至福境界时，唯一能使灵魂得到“安妥”
的便似乎是向肉体沉沦。
而这种沉沦又是如此惬意、如此甜美，毫无罪感和触犯天条的恐惧，因为精神的唯物主义知道，没有上帝，也没有死后的灵魂。
人生如过客，如蛆虫，亦如梦幻。
而最真实的梦幻是蛆虫的梦幻，只有蛆虫的梦幻才使得蛆虫似乎不只是蛆虫，而有了“文化”
，成了天道和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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