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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千万别把我当人”
，要当猪狗、动物，因为从根本上人和动物没有区别：这是多么坦诚的自白！
《红高粱》中充满了动物性的情节：野合，酒中撒尿，倒背女人。
《废都》中的“此处删去××字”
其实是动物性的无意识、无语言（失语）的表现，被删去的是人，是人在行动中的自我意识。
当代人文精神的讨论实际上正是由这种对世俗日常痞性的回复和理想化的推崇而引发的。
但这场讨论在针对“痞子文学”
时，却忽视了两个问题：
1.痞子文学是比一般言情小说更纯真、更切实的“纯情文学”
，后者，（如琼瑶、汪国真等）常常流于甜腻和虚假而失去了感染力，所言之事只能寄予过去，不能放在现在。
王朔等人则单刀直入地暴露了当代人文状况的实质：真正回到纯真就是回到痞性。
当人们厌倦了流行歌曲中空洞无力、小家子气和幼稚可笑的爱情苦吟时，就转向对民间土得掉渣的原始语言和动作的刻意模仿，音乐上的寻根总是寻到了黄土地、西北风和落后文化区，语言的质朴单纯往往变质为近乎儿语的语音游戏、同义反复和数数字，《中华民谣》靠拼凑词语居然获大奖。
无思想是当代的绝症，寻求感官上的刺激和新奇古怪只不过是无思想的一种表现形式，因为，“痞”
是感官性的，而不是思想性的。
当年最纯情的旋律在今天被最痞里痞气地翻录（如“红太阳”
歌带），四十五岁以上的人一听便作青少年状，其实是在调侃自己。
人们根本不管意义，随意改换和装填歌词，要的只是旋律，还有动作。
这些动作作为对失语的补偿便是哑语。
流行演唱中的哑语手势由于“小虎队”
的大量运用几乎成了一种定式，它表现出一种单纯、幼稚到不会运用文明符号（语词）的孩童情态。
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用尽心机，却要求在业余文化中回到婴儿，并因此而自我感觉良好，认为自己本质上还是“纯情”
的。
王朔打破了人们的纯情梦，揭开了人心的痞的谜底，引起了纯情人士们的愤慨和指责；其实王朔还是说这种痞仍然纯情，且更纯情，于是有人（如王蒙）为他作辩护。
显然，这种辩护的眼光要更辩证一些，但其立足点的局限性却与那些指责者并没有两样。
2.因此，回到痞性其实正是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当代体现，而不是什么“失落”
。
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作为知识分子关注现实的精神，可以称之为一种“民粹”
精神（意为“民众精英”
），它历来主张知识分子要懂得民众的疾苦，成为民众的代言人和救主。
正如当年俄国的“民粹派”
穿草鞋、吃粗粮、干农活一样，五四青年到农村去，60年代上山下乡，结果使知识分子不但大众化、平民化了，同时也痞子化了。
王朔难道不是知识分子、文化人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模范吗？当代痞子文学只不过是首肯了这一方向。
要成为民众精英，首先要放下架子，自己成为地道的民众，即最底层的痞子；而真正为他们说话，就是要说痞话。
现在反映现实的电影电视和小说里，不讲痞话（或“准痞话”
）简直就不真实似的。
一切社会都有痞子，但中国的特点是痞成为通行的规则，尽管痞本身意味着无规则、胡来、原始自然。
所以王朔在痞时感到自己真正的纯洁，他回归到了自然本性；贾平凹则借此来“安妥”
自己“破碎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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