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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国沙文主义”
的一面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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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努力克服渗透在我们血液里的感情障碍，才有可能真正理解中国文化之“谜”
，并找到对之加以改造和校正的途径。
我历来信守一条类似于奥卡姆的“思维经济原则”
，即“如无必要，切勿杜撰名词”
。
但这次似乎不得不破一回例了。
与我们这个民族“谦谦君子”
的优良传统相应，国人当今已不再依靠地大物博和人口众多与别国叫板，但我们的自大心理已悄然转入一个更高的境界，这就是以“文明古国”
自居的精神上的沙文主义。
据说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自轴心时代以来流传至今未曾中断的古老文明（不知古希腊文明该如何算，如果不把文明视为生物学上的一种体液或基因组织的话）。
这种话听得多了，使人觉得我们今天的面子和自尊都依赖于这“古老”
，就像过去乡村里那些老得动弹不了、说话人家都得听着的老族长一样。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化热和中西比较热所得出的一个结论，似乎就是“姜还是老的辣”
；当我们已没有“门”
可关的时候，我们只有关上心灵的门对一切说“不”
；当世界上已没有人需要我们拯救的时候，我们就把拯救他人的热情预支给了21世纪的四分之三的人类。
西方人至少从18世纪以来，就在不断地反省自己以优势文明去“拯救”
劣势文明的这种自作多情的虚伪性。
这种反省态度的前提，就是近代西方文化中不断加强的自我批评意识。
美国人类学教授马尔库斯和费彻尔在其所著的《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中，主要探讨了文化比较研究（属于所谓的“民族志研究”
）中的方法论策略问题，书中指出，继启蒙时代对异文化“高贵的野蛮人”
的浪漫主义想象之后，19世纪西方社会所有的主要社会理论家和哲学家都在致力于对本社会的批判，“其中，最伟大的作家如马克思、弗洛伊德、韦伯以及尼采，激发了一种连贯的多样化自我批评传统，他们对至今尚存的资本主义经济以及大众化自由社会的生活和思想品质进行了自觉反思”
[107]。
进入20世纪，促使众多的人类学家投身于异民族田野调查的动力，在于“通过异文化的描写对西方文化的自我满足状态加以反思”
，“隐含着对自身文化进行批评的目的”
（第1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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