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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的神庙一开始就着眼于它的永恒性，地上的国王、世俗的政权可以频频更替，奥林匹斯诸神却是万古如斯。
他们不在乎人世的变局，就连特洛伊战争的血流漂杵，也不过是神们之间的一点点意气之争。
从历经25个世纪至今残留下来的这些圆柱和神庙的遗迹中，我们仍可以看出欧几里得几何的理想。
丹纳说：“希腊的建筑不是兴奋过度的幻想的产物，而是清明的理智的产物，能单独存在，不依靠外力。
倘不是人的蛮性或偏执狂发作而加以毁灭的话，几乎所有的希腊神庙都能完整无缺。
培斯塔姆的神庙经过了二千三百年依然无恙；巴特农是由于火药库爆炸而一分为二的（1687年）……理智由于那些线条可能永存而感到满足。”
[119]由这种永恒的理念发展出罗马建筑的拱门拱顶是必然的，因为“拱”
显然比沉重的石梁更牢固。
德国特利尔城始建于一千三百年前的城门（“黑门”
）至今气势雄伟。
哥特式建筑把这种“拱”
的原理大胆地运用来向高的方向垂直发展，表达了一种超越尘世、追求抽象的绝对的倾向。
巴黎圣母院内无数垂直的线条使人感到进入了一个努力向上生长的森林，人的视线被引向那唯一的、从天顶上透进来的天光，这天光因其穿过五彩玻璃而大大减弱，因其微弱而更显得遥远，它已经不是什么大自然的光线，而是精神世界的光。
我们常会感到奇怪的是，所有的哥特式教堂都几乎根本不考虑采光问题，即使在大白天，它也只靠无数的烛光来营造辉煌的气氛。
但也正因为如此，教堂内部也就没有昼夜之分，而成了永恒如一的灵魂憩息地。
总之，西方建筑所体现的永恒观念，首先是质料上的永恒，即石材及其几何线条；然后是结构形式上的永恒，如拱顶技术；再就是超验精神的永恒，如对采光的有意安排。
与之相比，中国古代的庙宇式建筑则是横向发展。
皇城也好，民居也好，若从高处俯瞰，都像一只庞大的四脚兽，紧紧地匍匐于大地并抓住大地；从低处仰视，则多少有些自上而下的压迫感和威胁感，即所谓“霸气”
；四角飞檐的轻灵只不过是对屋顶重压的一种缓和与调剂，它们不是集中向上的超越，而是表达一种飞向四方与物神游的欲念。
这些建筑通常都比较注意采光和通气，过道、回廊、门窗上的格子和室内的屏风，尽管重重叠叠，却没有西方石头建筑内部那种阴暗潮湿的死角。
这倒并不是由于中国人特别喜欢强烈的光线，实际上他们常常在窗前和院内种上一些遮挡光线的树木和竹林；他们追求的只是与大自然息息相通的亲切感。
中国园林中和许多乡间官道边的凉亭则干脆取消了墙的作用，一切都向大自然敞开，一切都融于大自然。
所以，中国传统建筑一般说是不太高的，或者说，它追求的不是高，而是“大”
，即占地面积大。
阿房宫三百里，够大的了，《红楼梦》里还说它“住不下金陵一个史”
。
当然，中国建筑的高度与建筑材料有一定关系，但并不是根本的。
所以当现代人以为有了钢铁水泥就可以将传统建筑的高度无限增加，如在北京西客站顶上加一个琉璃瓦的“帽子”
，就显得不伦不类和多余。
因为在那么高不胜寒的高处，底下还有一个巨大的拱门，屋顶的“霸气”
全被架空了，更谈不上与自然界（树林、山峦）的交相掩映了。
这里是两种相反的理念在冲突，一种是以钢铁和水泥为代表的西方科学原则（数学、几何学和力学原则），对感性的人和自然界来说它们是绝对永恒的理性超验规律；一种是天人合一的世俗化原则，它要求执着于日常的大地，只有生根于大地才有自己的魂魄。
中西建筑的这种差异，可以从中西哲学的源头上找到其理论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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