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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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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对人类历史的合目的性发展进行了一种猜测，只不过在他心目中，这种历史目的论眼光并不是对自然或历史事物本身的一种认识，而只是一种“反思性的判断力”
，即从历史现象中反思到我们主体本身的某种精神结构，也就是道德结构。
我们是由于自己具有道德目的才把整个自然界和社会生活看作是有目的的，即看作是趋向于这种道德目的的，这类似于戴着人类的有色眼镜看世界。
在他看来，如果没有这种有色眼镜，人类社会历史就完全是一片自然界混乱的弱肉强食，不可能有什么最终的目的，也不会有进步这回事了。
他的学生赫尔德在这方面与他分道扬镳。
赫尔德在其著名的《人类历史哲学的观念》一书中撇开康德在自然科学和人类历史领域之间所做的严格区分，公然就把人类历史发展当作一种客观的自然规律来研究。
当然，赫尔德的论证是不严密的，他以自然科学（生物学）的术语对人类历史的描述也给人以牵强之感；但他在历史学的客观化、科学化道路上做出了开拓。
他的后继者如费希特、谢林，特别是黑格尔，则把自然和人类历史置于一个大历史的两个不同阶段上来考察，从而把两者的关系理顺了。
在黑格尔看来，自然界本身没有历史，但它是人类历史的准备；当自然界发展出人类社会，世界历史就呈现出阶段性的发展或进步；在这种进步中，自然界仍然发挥着它自身的作用，但已经受到背后“理性的狡计”
的支配，它在单个人身上作为主观的欲望和**看起来是恶的体现，但在历史中客观上却成为了善的工具，人的恶劣的情欲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杠杆。
黑格尔的历史概念是一个本体论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单纯认识论的概念，是德文的Geschichte，而不只是Historie。
或者说，即使他讲历史认识，也是讲上帝、绝对精神的自我认识，而不是凡人的历史知识；而绝对精神的自我认识就是绝对精神本身，是作为主体的实体。
这里面显然有基督教神学史观的影子，只不过黑格尔的神是理性神，这使他的历史观具有了客观规律和“科学”
的外表，但却失去了对未来的理想主义的维度。
他的历史三阶段即东方、希腊罗马和日耳曼世界并没有为今后的进一步发展留下余地，到了他这里，一切都已经是原则上现成的、停滞不前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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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的后继者马克思打破了这种停滞不前的历史观，他看出，这种定格化了的历史观实际上是一种非历史的封闭的形而上学。
他早年对胡果（GustarHugo，1764—1844）的“法的历史学派”
的批判正是出于这一点，因为胡果等人把历史划定为一些僵硬的阶段后，认为每个阶段不论多么不合理，都有其存在的正当理由，这种历史相对主义把历史的未来展望和目的都取消了，成为普鲁士国家现状的辩护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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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马克思外，甚至在马克思以前，当时试图对黑格尔的缺陷加以弥补的还有齐日柯夫斯基（A.von.Cieszkowski）的“历史智慧说”
，他在其《历史智慧导论》（柏林1838年）中提出，世界历史作为一次性的、严格辩证的过程可以分为三个“主要阶段”
：正题（东方、希腊和罗马）、反题（基督教—日耳曼世界）和合题（未来世界），后者的开端目前即将来临。
“这个模式对黑格尔的世界历史划分给出了决定性的修改：虽然黑格尔无可争议地是‘最近哲学的英雄’，但他在他的历史哲学中‘并未抵达历史的有机整体和观念整体的概念’；他所理解的只是过去，却放过了对未来的思辨的把握。
针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这种片面性，历史智慧必须把历史作为一个总体，作为过去和未来的统一来把握，它必须‘为思辨讨还未来本质的知识’。
它所承担的任务是，‘由整个历史过程的已经流失的部分中’建构起‘它的一般观念性的整体，尤其是尚付阙如的未来部分’。”
[156]这是很有见地的。
同样，对未来的重视也是马克思历史观的一个根本性的致思方向，在他看来，以往的哲学家们只是致力于解释已有的世界，而现在的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但似乎很少有人注意到，正是由于“改变世界”
这一未来的历史维度，马克思对于已有世界的解释也就与以往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们有了根本的不同。
一个重要的不同在于，马克思的历史观不是从一个设定的起点开始顺次解释后来的事件，而是由后来所达到的阶段反过来解释前面的阶段，甚至由未来将要达到的阶段来解释现在的阶段，这就是他所谓“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一把钥匙”
这一著名命题的真义。
马克思的历史观是本质的历史观，因为按照辩证法的理解，前一阶段事物的本质总是在历史发展过程的后一阶段才能显露出来，而历史过程的终点永远在向未来延伸。
所以，人类虽然是由自然界中产生出来的，但自然界的历史意义却要由人来赋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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