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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马克思又说，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本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本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立、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抗争的真正解决。
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它知道它就是这种解答。”
[186]
共产主义作为历史的未来一维，即人和自然的一体化，是“历史之谜的解答”
，因为它揭示了历史的本质就在于从自然向人生成。
在这一过程中，凡是使人向自然倒退的，都是反历史的，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而凡是促进自然向人生成的，都是合乎历史的必然趋势的。
因此，在具体的历史时期，所谓“时代精神”
就是指这种合乎历史大趋势的精神，它把人从动物式的生活中提升起来，向着更加人性化的生活方式迈出前进的步伐。
由此看来，中国21世纪的历史大趋势就是再次启蒙，而那些反对启蒙、主张回复到中国几千年狗苟蝇营的奴隶生活中去，主张重建一个“精神动物王国”
的人们，[187]不管他们多么“理直气壮”
，也不管他们有多少盲从的庸众为之喝彩，他们都是中国当代历史中一股反动的逆流，注定会被历史的滚滚洪流所淹没。
因此，从历史的本质这个层次上来看，对历史的反思绝不是毫无意义的。
历史固然不可重复，不像自然科学那样可以进行重复性验证；历史也不可假设，比如假设如果慈禧太后死在光绪皇帝之前就会怎么样（“历史将会改写”
等等），这在现实层面确实是无意义的；但历史仍然有其固有的规律性，因而也可以甚至有必要在更高层面上进行某种假设。
换言之，历史从现象的层面上来看虽然有种种可能性，却没有必要对另一种可能性作无谓的假设，那的确是一种无补于事的“事后诸葛亮”
；然而从本质的层面上来看，或者说从历史哲学的角度看，“密纳发的猫头鹰只在黄昏才起飞”
（黑格尔），“事后诸葛亮”
式的反思是绝对有必要的。
人们常说“吃一堑长一智”
，一个连事后诸葛亮式的反思都不会或不愿意做的人，永远只能是一只“精神动物”
，他只看到这种反思“无补于事”
，没有现实的效果，却不知道也不愿意总结历史的教训，从中找出历史的规律。
在中国知识分子中，这种人特别多，因为他们所处的社会长期处于不发展的停滞状态，他们几千年来都缺乏真正的历史意识，也就是缺乏创造历史的意识，而只有无可奈何的“天命”
意识，以及鼠目寸光的效果意识。
所以他们对历史的看法顶多就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式的宿命论或循环论，而他们所自任的历史使命无非是看准“时机”
，猛捞一把（名、利、权）。
就连历史的进步，即使常常挂在他们嘴边，也如同韩非的“法后王”
一样，成为了他们的一种政治投机的工具。
与这些人相反，刘绪贻先生在整整一个世纪风云变幻的动**生涯中深深体会到了历史的这种进步的本质，直到晚年，他一直以一名目光如炬的老战士的姿态自觉地捍卫着启蒙的价值，使我们这些后生晚辈肃然起敬。
这也是触发我起意要写这篇文章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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