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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道路和新批判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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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答石砩先生
我倒不以为“新批判主义”
的理想目标能够完全实现，它必定只能和传统达成妥协；但没有这个目标，则连妥协也达不到，只有沉沦。
继我的《情感的位置——答石砩先生》一文[60]之后，石砩先生又提出了新的驳论，即《关于第三种道路及其他——再与邓晓芒先生对话》[61]。
显然，石先生这篇文章比上篇文章分析得细致多了，这无疑有利于澄清一些由表达的不确切带来的误解。
不过，问题似乎还有进一步深入的余地，即使无法达成共识，也可以摆明真正的分歧在哪里。
为此，我愿再与石先生继续商讨。
1.我曾提出，石先生以“大孔子学说”
的立论是“基于对目前中国现实生活的密切关注和对中国文化前途的深切担忧”
，来证明“大孔子学说”
没有“脱离中国的现实生活”
，这种证明就像主张一个医生基于对病人的关注和担忧就一定能开出好药方来一样不通。
对此，石先生申辩说，他“并没有停留于此，而是进一步分析了‘大孔子学说’对目前中国现实生活的解释及对中国未来前途的构想”
，即第一，近代以来中国虽然选择了现代化，“但我们的现代化始终停留在表面和形式上”
，“一方面摒弃了本身优良的传统，但却保留了坏的一面；另一方面，吸收了西方最表面及肤浅的文化，却没有摄取其最优秀的一面”
，所以，“这表明，如果我们漠视中国的传统与特点，盲目地追寻西方文化及其衍生的现代化，结果不仅无法达到西方文化所承诺的理想社会，相反将付出极高的代价，甚至是自我毁灭的代价”
。
石先生认为，“大孔子学说”
这一对中国现实的评估是“比较深刻和值得珍视的”
。
第二，“大孔子学说”
认为西方文化对个体的关注“是现代西方社会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
，所以无论从中国文化看还是为救治西方文化计，均应“以孔子学说为核心，引进智性、智性中的德性、西方的制度、西方的‘消极性’自由的概念，以及佛教的灵性，从而建立和开拓一个‘大孔子学说’”
，所以这“是一种以对人类存亡的关怀作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并面对目前人类面临的现实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而提出的现实理论”
。
石先生的上述辩解说明了什么呢？说明我对他的批评，即对于以为医生出于对病人的关注所开出的药方就一定有好药力这一谬见的批评，是一点也不冤枉的。
首先第一点，他重申了胡国亨先生对中国现代化过程的病状（即现代化“始终停留在表面和形式上”
）的观察。
这种观察并没有人否认，然而，不同的人从这一病状却完全可以得出与胡先生的不同甚至相反的诊断，换言之，这一病状究竟“表明”
我们“漠视了中国的传统与特点，盲目地追寻西方文化及其衍生的现代化”
呢，还是“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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