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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黑格尔说中国其实并没有历史。
中国人历来对待历史在哲学层面上采取的是虚无主义态度，所谓“是非成败转头空”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改朝换代不过是“五德终始”
“天道轮回”
，以身殉道不过是要“对得起俸禄”
。
而从大尺度来看，只有“成王败寇”
的实用原则，没有谁对谁错的问题和标准，更没有历史的终极目标。
这种情况直到今天还没有根本的改观。
近代以来，西学东渐，达尔文进化论影响了一大批中国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然而，“物竞天择”
“适者生存”
的原则本身并没有什么伦理的目标，西方人是依靠他们自身固有的历史进步观的启蒙思想才赋予了进化论以伦理的维度的，在他们看来，历史的前方最终要达到的是自由平等博爱的终极目标，并且实际上正在朝这个方向前进，进化论不过是提供了达到这一目标的具体途径而已。
但在严复和康有为那里，对这种形而上的目标根本就不屑一顾，他们考虑的是在新的形势下如何救国保种的问题。
康有为的“公羊三世说”
虽然将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也杂糅于“太平世”
和《大同书》的社会政治理想中，但他的原则绝不是自由主义，而是把经过他美化的自由主义的社会效果和《礼记·礼运篇》中“天下为公”
的社会理想混杂在一起。
在他看来，这种社会理想之所以值得争取，只是由于历史的循环刚好到了这个关节点上，识时务者应当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
而与时俱进，否则就会被历史淘汰掉。
这种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历史观不但康有为这类保皇派如此，而且激进派同样如此。
例如五四时期的“科玄论战”
，科学派战胜了玄学派，以及“问题与主义”
之争，马克思主义战胜了实用主义，凡胜利者都是由于证明了自己比对方更加能够“救中国”
，而不是由于提出了更加值得追求的人类生活原则。
至于历史的最后目的究竟是什么，人们并不大关心，顶多只是当作口号说说而已。
或者说，历史的目的也成了政治实用主义的一枚筹码，而且这方面各家各派所说的实质上都差不多，无非还是《礼运篇》中的那一套大同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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