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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意义上，法国著名的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也许可以看作精神分析心理学的人类学（社会学）版。
或者说，他把精神分析学在人的自我意识和心理无意识之间所拉开的距离，转化为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空间结构上的距离，甚至是人类历史中所形成的时间距离。
小真在《遥远的目光》这一篇（标题被取为全书标题）中说：“施特劳斯认为，世阿弥认为‘真正的演员必须善于用观众看你的方式——即以一种遥远的目光——来看自己’的看法，贴切地反映了人种学家观察社会的态度：像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都远离这个社会的其他观察家观察这个社会那样观察自己的社会。
这种态度概括了施特劳斯科学研究的总视角”
。
如果说，方迪把人的自我意识引回到生命产生之前的虚空状态，是为了治疗孤独的人格因过于执着于自己的绝对性和唯一性所带来的焦虑的话，那么列维-斯特劳斯则是以一种极其健全的人格在对人类史前时代的存在方式进行冷静的剖析，以达到人类对自己的精神生活更全面更丰富的把握和确认。
在这里，人对自身本源的回溯也正如方迪的微精神分析一样，与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人性观具有某种表面的相似性；但这种表面的相似同样不能掩盖其最终结果是对西方理性人格的巩固和加强。
如小真所说的：“施特劳斯使用结构主义的方法，实际上是在把人整合于自然过程中，把长期以来独霸哲学舞台的知识宠儿——主体的概念抽象化，对之进行解构，要把理智的东西与感知的东西调和起来，所以可以把施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看作扩大了的理性主义，即他所谓的‘一种超理性主义’。”
今天，后结构主义已经把任何理性主义本身都归入了“主体概念”
，他们的“解构”
无疑更彻底。
或者说，他们的目光更“遥远”
。
然而，所谓“遥远的目光”
，正是现代人自我意识的一种扩展了的方式，即用距自己有遥远距离的陌生眼光来重新理性地审视自己。
而这与中国传统从情感上认同于远古时代的朴实无华是完全不同的思路。
所以，我们读列维-斯特劳斯的书，经常会有如同读《荷马史诗》一般的陌生化的审美趣味，“字里行间散发着浓郁的艺术气息，读之如文学佳品，又富于音乐节奏感，观之如精美画作，形象栩栩如生”
（小真语）[117]；但读者同时也知道，那是我们人类童年时代的生活，虽然有趣，但我们今天已经不可能再回到那种生活中去了。
正如在现代社会中，一个正常的成年人不再会有荷马笔下的“阿喀琉斯的愤怒”
一样，一个具有现代观念的人也不再把婚姻当作家族之间的女人的“符号交换”
过程。
我们对那个时代的“同情的理解”
只限于一种观赏和自我反思的层面，而不是矫情地模仿。
与之相反，中国传统文化对古代世界的怀念则明显具有模仿的含义，在《诗经》中，在《离骚》中，在《水浒传》《三国演义》和《红楼梦》等古典小说中，各种人物形象在今天到处成为类型的标准和做人的楷模。
在中国人看来，那些人物对我们今天的社会完全没有距离，他们离我们很近，甚至就在我们身边。
在一个把《孙子兵法》奉为处世之道的中国人眼里，不但受“特洛依木马”
欺骗的特洛依人愚不可及，就连想出这个主意的俄底修斯也完全是小儿科。
中国古人达到的思维水平，直到今天我们还无法超越，你说这历史有什么发展？所以中国人的思想是倾向于把一切历史发展都归于“古已有之”
，我们美化古代，恨不得置身于古代；我们把一切糟糕的事都归于“人心不古”
，把高尚的人格称为“古之遗直”
。
我们为今天的社会与古代有了距离而叹息，正说明我们在心态上与古代毫无距离。
列维-斯特劳斯对热带丛林的“忧郁”
（tristes，又译作“闲愁”
）则是立足于现代文明的一种自我反省，并不是对古代文明的一种无条件的崇拜和敬仰，而是对这种文明即将消失的惋惜和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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