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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种对象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它不是一次性的，而是一个无限的深入，一种反复尝试的经验，需要调集所有的记忆在实践中一次次刷新以往的经验。
这就是希腊人提倡“认识你自己”
和希罗多德等人不断描述历史的那种努力的深层含义。
但早期希腊历史学家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这一层，他们看待历史知识就如同看待动物学、植物学和地理知识一样（这些知识在他们眼里同样都是“历史的”
知识，“历史的”
被等同于“渊博的”
），纯粹出于一种好奇心和求知的兴趣。
而在中国，也同样缺乏历史中自我意识的自觉，而是把历史视为天道的朕兆和治国的手段。
当我们得知某人“熟读经史”
时，立刻会想到此人将成为国家之栋梁、治世之能臣；如果情况不是如此，则会为他惋惜，说他“怀才不遇”
，书都白读了。
这两种情况都缺乏对历史的自我意识：希腊人是由于还没有把对象化出去的自我从对象上收回来，因而这个自我还呈现为一片散乱的碎屑；中国古人则是由于自我被强制消融于不可违抗的天命之中，找不到独立自主的根基，因而成了政治实用的工具。
但古希腊人毕竟把自我在历史中对象化出去了，这些对象化的片断就有可能被整合起来，成为自我的一个清晰的镜像。
这就是后来基督教所做的一门功课。
基督教的上帝就是西方人自我的一面镜子，虽然是一面异化了的镜子，但它使西方人的自我首次在抽象精神的层面上有了一个完整的形象。
这种自我既是超越的，又是完整的，超越性成了完整性的必要环节。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向彼岸精神世界（来世）的超越，现实的人总归是有限的、未完成的，一个整体的自我形象就总是形成不起来。
然而，通过超越性而形成起来的整体自我的形象是一个异化了的形象，它只有在一个异己的、非我的上帝那里才能完成。
自我虽然形式上完成了，但内容上却被抽空了，人在现实的感**中必须克服自我、放弃自我，才能在来世收回自我（得救）。
基督徒的人格看起来极其谦卑，其实骨子里极为高傲，这种矛盾的人格只有放在一个救赎史的过程中才能得到理解。
换言之，基督教使基督徒的人格历史化了，他们不在乎一时一地一事的得失，不以世俗的成败论英雄，他们的眼光盯着最终的审判，而把人世间的生活都看作为来世的永生做准备，看作一个有目的、有信仰的过程。
然而，基督教人格立足于信仰之上的这种完整性是很抽象的，人寄托于上帝身上的精神属性必然会要求充实以现实的内容，或者不如说，基督徒实际上是以上帝的名义开启了自我实现的历程。
在这一历程中，人越来越意识到，上帝的属性其实就是人自己的属性，精神和肉体、和物质自然之间其实并没有那么大的鸿沟。
当西欧近代自然神论填平了这一鸿沟时，上帝在西方人心目中就几乎只剩下一个空名：“上帝死了”
。
但上帝之死绝不是毫无痕迹地消失了，它带给西方人的自我意识的训练却长久地成为西方精神的一项“童子功”
。
通常我们只看到近、现代西方基督教信仰的名存实亡，而没有看到它留在西方人自我意识中的隐秘的基因结构是无法磨灭的。
这种基因结构的主要原则就是：认为人总是要有“终极关怀”
的，否则就如同禽兽；这种终极关怀必须以人自身的个体性（灵魂）为基点，而不是外来强加或灌输的（因信称义）；因此，人对终极目的的追求就是对自我的追求，就是自我实现的历程，就是主体自行成为实体（黑格尔）；最后，人的本质由此而体现为一个合目的性的历史过程，一个不断“进步”
的上升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启蒙”
、在改造客观世界中改造主观世界、从必然王国进到自由王国的过程（马克思）。
即使现实的历史没有终点，我们也必须为它设定一个理想的终点，这个终点不能是某个圣人任意制定的，而是现实中的人必然会自行追求的，它就是“一切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
。
康德的“每个人的意志都是立法的意志”
的“目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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