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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字。
二个星期后，第三战区司令部终于放行了，让他们到宣城去慰问国民党的军队。
离宣城不远的太平县驻有新四军的留守处，几次三番派战士送邀请信给宣传队，请他们去太平演出。
队长便跟国民党将官商量：“人家这么盛情，不去不妥吧？现在国共合作，也该去慰问一下呀！”
国民党将官没有理由拒绝了。
为防夜长梦多，宣传队当天半夜便启程，悄悄上了条木船，沿青弋江北上直抵云岭了！
国民党第三战区的命令尾追着他们而到，命令他们立即去国军50军团慰问将士。
是留是去？严峻的选择摆在每个宣传队员面前。
“当时我没有一点犹豫就选择了留下，其实在离开上海时心里面就存了这个念头了！”
六十多年过去了，高敏阿姨依然是娇小玲珑的模样，面容清秀而安详。
16岁的她在人生的岔道口决然选择了一条艰难坎坷而又美丽光明的道路，她成了新四军教导队女生八队最年轻的学员。
高敏阿姨透露了一个信息，当年她离家从军时乘的那艘轮船上还有一支上海市红十字会医疗队，左英就在那支队伍里，当时的左英已是地下党员了。
左英阿姨的家位于上海最热闹的南京路上，然而你与她谈话，感受到的却是超凡脱俗的恬淡。
左英阿姨腿脚不方便，说话也不方便，然而她神情中丝毫没有受过重创之人的沮丧与怨艾，是余霞一般的热情与明丽。
“敌人已经打来了，面临当亡国奴的命运，抗日救国的责任就在我们每个人的肩上，如果我们不担负起救国的责任，难道还要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子孙去担当复国的重任吗？”
左英阿姨说这话时，语气非常庄重。
左英少年时代在南市西城小学读书，东北流亡学生到南方请愿，就住在她们学校的礼堂里。
东北学生给小学生们做报告，讲日寇如何残杀活埋了他们的父母。
东北学生唱流亡三部曲，唱得声泪俱下。
左英她们一班小学生都哭了，还安慰东北学生：“大哥哥大姐姐不要哭啊！”
左英少小的心中激起了爱国优民之心。
后来，左英考上仁济高级护士职业学校，在地下党的引导下，她参加了职业界抗日协会，不久便人了党，成了仁济医院地下党的负责人。
当时，仁济医院的地下党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宣传进步书刊，到难民署作防病工作，到纱厂夜校普及战时救护知识，募集支前药品和寒衣等等。
由于左英学习成绩优秀，仁济护士职校的英国校长希望她毕业后留院工作。
校长找她谈话，对她说：“你们中国现在是灾难深重，资本主义不能救中国，共产主义也不能救中国，只有上帝的天国才能救你们。
你就留在这里工作吧！”
左英答应留下，心中暗好笑：校长并不知他恰恰留下了一颗共产主义的种子。
因为新四军组建之初急需医务人员，上海地下党便部署医务界的党员动员医务人员参加新四军。
左英动员了上海宝隆医院8位年轻护士去安徽云岭，可她们走了半个月，却有消息传来，这8位护士在温州被国民党抓起来了。
左英十分着急，她觉得她有责任营救这8位同志。
左英的大姨是东吴大学的法学士，在国民党立法院工作。
左英想通过大姨的关系去营救她们。
左英向党组织提出申请，组织批准了她，她便以护士身份参加了赴前方慰问的红十字会医疗队，登船前往温州。
左英赶到温州才知道那8位护士已经在新四军办事处的多方交涉而被国民党释放了，左英心里的石头总算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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